那一年，我在屯里当赤脚医生

    1969年，我在吉林省扶余县孙家崴子村插队，现在经常会想起当年的插队光景，想起当年我学的“赤脚医生”那点儿常识，在屯子里可有用了，我爸给我带的一小箱常用药陆续都用上了。除了和大家一块儿参加劳动外，我还给社员治病。收工后，累得一动也不想动，别人能歇歇，我歇不着，总有人来找，有时黑天也来找。时间长了，成了一种义务。

    生产队给庄稼打农药，特呛。没家伙农药，我想也没想就把大哥给我的茶壶拿出来药使，用过之后只好扔了。大队发农药的同时，发了解救农药中毒的针剂。冀队长没让我去喷农药，让我在地头守着，如果有社员顶不住了，就让我给他们打针。

    季节病流行的时候我更忙，刚回到户里，就有人来找。端起饭碗刚吃两口，又有人来找。还没出张家门，李家的人就来找了……有时黑灯瞎火的，我已经睡了，被人叫醒去看病。

    一次，四家社员的小孩儿都病了，很厉害，冀队长家的大婶怀抱着的孩子烧得直翻白眼，我看着真着急。队里套了一辆马车去公社卫生院。4个女人都抱着孩子，看病取药肯定不方便，我得跟她们一块儿去。20多里路，风直往衣服里灌，下了马车后两腿都冻僵了。那时候顾不上自己了，赶紧帮她们张罗着给孩子看病。

    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干了一天活，躺在炕上我累得饭都不想吃。这时妇女队长的弟弟来找我，说他妈病得厉害，让我快去看看，我立刻和他一块儿去了。小屋里挤满了人，屋外套着马车，原来他们准备带大娘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但大娘已经疼得坐不了车了，所以才把我找来。队长说：“你来得正好，快上炕给看看吧。”社员们也都眼巴巴地期待着。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转头看向大娘，只见她一手抱着头，一手顶着胸口，不住地呻吟叫唤着。我详细地问了病情，判断她是胃痉挛，便给她扎上了针灸。过了一会儿，还真见效，大娘慢慢地见好了。围着的屯亲们长出了一口气，等候在外面的马车也被拉回去卸了。我守候大娘到半夜，扶她上厕所，给她倒水、吃药，叮嘱她家人有事再去叫我。安顿好了，已近深夜。

    有一次正是过年时候。晚上真难过——冰冷、孤寂、想家，又赶上我痛经，肚子一阵一阵地绞痛，折磨得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住在屯子后边的一个社员来找我，说是家里有个人病得厉害，让我去看看。我忍着疼爬起来，踩着车辙磕磕绊绊和他一路到家。快速针灸很见效，不多时，病人好多了。我嘱咐了注意事项，一个人往回走。肚子疼得实在太厉害了，就蹲一会儿再走，勉强撑着回到户里。年夜，我解救了一个病人的痛苦，心里高兴，但解不了我的疼。

    我学了点儿医务常识，再加上年轻胆大，心无顾忌，敢给社员治病。时间长了，人们都说：“咱们屯子里有这么个人可真方便多了，小病小灾的都不用出屯子去看了。”社员信任我，什么都来找。一天，一个女社员抱着孩子来，说：“小孩拿菜刀玩儿，把大拇脚趾砍掉了。”我一听，吓得不行，我不敢拿掉下来的脚趾头，便让她赶紧上公社卫生院！她却死磨活磨，非求着我给看。我磨不过她，胆突突地打开孩子包着脚的破布，一看，小孩的脚掉了一块儿脚趾甲和肉。赶紧给小孩上药、包扎，母子二人走了以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屯子里流传黄皮子（黄鼠狼）能迷人。常有社员忽然哭笑无常，胡言乱语。谁家遇到这种情况，就叫我去扎针。那时候我不知道害怕，没想过会不会扎坏。我就按照针刺癔病的穴位，反正一扎上人就安静下来。有时候我前脚走，病人跟着又犯病，他们的家人就不让我离开，说黄皮子怕我。

    在屯子里，给社员看完病以后，他们想感谢我，有的人家给我送碗瓜子来，有的人家杀猪或是吃马肉就来叫我，还有的人家逢年过节叫我去吃饭。大家一块儿吃还好，有时候是专门给我一个人做的很金贵的大米饭或是烙油饼。东北人实在，人家为你专门做的，你不吃，他们不答应。我一个人坐在炕沿边上就着炕桌吃，主人站在地上陪着、让着，那份真情，永远难忘。

    两年半以后，我被招工。中秋时节，阴雨濛濛，生产队套了挂大车送我们去20里外的公社。车轮在泥泞的车辙里艰难地滚动着，我望着渐行渐远的孙家崴子，喜悦中却又挥不去难舍之情。

    (《北京青年报》9.7 谭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