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时兴做寿,然而在四十年前,常人要想像模像样做回寿也非常之难。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做五十大寿,想挑回寿面,连像样的面浇头也张罗不起来,连副食品都得凭票证供应,尤其是猪肉,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母亲预先留心筹备着,将肉票积聚起来,与亲戚朋友们调换下个月的,再积聚,调换再下个月的,好歹积聚了两斤多猪肉的肉票,再掺和着别的副食品,总算给父亲挑了回寿,给左邻右舍也送了寿面,只苦了我们这些孩子,连续俩月尝不着一丝肉味,偏偏又让我们给邻居端肉面,脸上带着笑,心里异常苦涩。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日子突然滋润了起来,一夜之间,票证统统取消,从前稀罕的鱼虾肉蛋奶之类都渐渐供应充裕了,江南人又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做起寿来了,先是在家里公开摆开寿宴,给邻居送寿面,继而请大家伙到面馆里吃面庆寿,眼下就索性到酒楼饭店设宴做寿了。
其实做寿也有点与时俱进的意味,当物资匮乏时,向往物质,当物资充裕了还要追求精神享受。十年前我年届花甲,与旧时的老同学不谋而合,合计着来个集体做寿,一起来个旧地重游,登上了学生时代远足去的一座山峰——穹窿山,望故乡日新月异的巨变,叙各自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变化。晚上寿宴上,特地从美国归来的一位同学赠予每位同学一条项链,让我们当场给妻子戴上,寓意是花甲之年重温甜蜜的爱情,从头品尝美好的人生。
无独有偶,前些年我的一位朋友乔大姐做七十大寿,没去饭店办什么寿宴,而是包下了市中心的一座戏楼,举办了生日演唱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凡有才艺者都可一显身手、上台献唱。
(《新民晚报》9.1 吴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