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选讲自主创新的往事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2018年7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

    ■李家杰

    1998年10月27日上午，为宣传王选先进事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勺园七号楼二层多功能厅召开。王选是北大计算机所所长、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会议主讲人是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他首先介绍王选先进事迹，然后说明宣传王选先进事迹的重大意义。在讲到王选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时，他突然放一横炮，说“文科做了些什么呢，对国民经济建设的贡献能与王选比吗”。好在马上就言归正传，叫工作人员向记者散发有关王选的先进事迹材料。这个程序结束，说“现在记者可以提问”，却并不作答；而是在宣布会议结束时说了一句，“各位提出的问题，答案材料上都有，回去看材料吧”，就算了事。

    会议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北大要求采访王选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工作人员说“您已经领到王选事迹材料，还采访王选干什么”。我说“记者的报道工作与王选的科研工作程序一样，必须首先掌握足够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否则写出的作品难免失真”。“各单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是这样做的，难道大家都错了。”“这种新闻发布会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组织各新闻媒体在同一天集中报道同一个人，以便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但是不要忘记，记者从现成的二手材料中寻章摘句拼接人物通讯，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而且作品好不了。”“那怎么办。”“好办。光明日报保证在会议指定时间刊登王选人物通讯。其他你们一概不加干涉。比如，对用你们提供的材料拼接稿件这个要求，我就不会接受，如果你们坚持这条要求，我将坚决予以抵制，认为你们是在将记者往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坑里推。”

    说服工作人员接受我的观点，其实如同我抓住一个烫手的山药。10月27日开会提出宣传要求，11月3日就要求王选人物通讯见报，是按记者坐在电脑前，照搬照抄现成材料，估算出来的日程安排。若要增加一道采访程序，这个时间安排显然用不上。但却必须遵守，我就倒计算时安排进度，计划每天拿出14个小时充填日程。要保证稿件质量与光明日报社会地位相称，必须在采访上下足功夫，我就安排大量时间用于前期采访，心想写稿时间不够，大不了熬一个通宵就解决了。

    在采访王选前，我请王选专职秘书丛中笑提供帮助。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青年硕士，对人热情大方，说话不藏着掖着，说王选是一位做事十分严谨的科学家，并不赞成记者用现成材料为他编故事。我想那就有共同语言了，交谈起来可以直接切入主题。她还向我讲了许多有关王选生动而感人的故事：王选与九百年前毕升做的事一脉相承。毕升用胶泥做成活字、排列在铁筐板面上印制各种书刊，为推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前列发挥出巨大作用。后人如能沿着重视科学技术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当代中国将会以另一个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可惜后人将“活字印刷术”作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走进了妄自尊大，故步自封死胡同。九百年后清醒过来，世界已经变样——曾以羡慕的目光仰视华夏文明的西方世界，已经胜利地完成科技革命，成功地实现用电子技术武装印刷业；中国仍旧停留在“铅与火”时代，导致中国从印刷品中获得的信息量，人均只及西方发达国家的1％。

    这是一个极限，再往后退就退到零。“当年有多难？”我问王选。他面对着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面容清癯，神态疲惫，身体只剩下一副骨架，精力仿佛即将为华夏文明再现辉煌燃尽，今天是强打精神在接受我的采访，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与我交谈。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际印刷业进入电子时代。中国要跟上时代发展大趋势，就一定要实现汉字照排。西方发达国家研制的照排系统仅适用于英文；而汉字的数量是英文26个字母的N次方，开展适用于汉字的照排系统研究工作，首先就会遇上如何解决庞大的汉字字模存储量这道绕不过去的难题。在这个大前提面前，计算机界意见是一致的；而在解决汉字字模存储量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上，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有分歧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好戏，这显然是一条有价值的新线索。我就一面继续采访王选和科研团队，一面顺着新线索挖掘。线索延伸出北大，就翻过校园围墙。天天深更半夜还拽住人在交谈，最后在计算机学界挖掘出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普遍认为，“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与“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是现代印刷业的两座科学高峰，中国不可能直接攀上高峰；而应该分步攀登，首先攀登“第二代”；取得成果后再攀登“第三代”。

    王选站在对立面，主张超越“第二代”及“第三代”，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运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字形信息量大不便于存储这个难题。反对王选观点的声音几近淹没全国，王选却安如泰山。10年后完成1∶500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攻克汉字字模存储量——这个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大的难关，成功地将7000多个汉字压缩在一张软盘内，为直接冲刺“第四代”奠定基础。但在王选观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时候，1975年10月9日召开的“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方案论证会，却宣布“将‘第二代’作为上报方案”。

    我不由怒不可遏。这个决定岂不是表明，我们国家非“落后”不选。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事实，否则北大就是在违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而一旦触犯组织原则，性质就变成政治问题。北大承担不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千钧压力便全部压在王选一个人头上。

    王选日渐消瘦。线索还在向前延伸，我越过家家“门户”，继续向前挖掘，进入到“门户”的后盾——政府有关部门。发现当年政府主持召开的论证会会场竟然是一个闹剧舞台，论证过程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且论证会第二天，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就把一份要求北大承担“第二代”排版软件研制任务的“红头文件”，急急忙忙下发到北大。

    我急于知道，王选如何面对这个愚不可及的“任务”，一条线索分支把我引向一个新的方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十几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出面“支持王选”。但科研团队中一名教师却否认支持者有杨西光。王选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说“那个人不知情，支持者有杨西光”。遗憾的是，实权部门就像铜墙铁壁，把“重大影响力”轻易就挡了回去。为了跟上刮遍全国的引进风，将数百万美元的外汇，批给某中央直属媒体，用于直接进口成套设备。

    王选对我说，他感到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做出平生在政治上最大胆的一次选择，直接向国务院反映自主创新面临的实际困难。由此科技教育新闻精英人才与党政领导干部联袂主演的这场剧情波澜曲折、角色个性鲜明的现代剧演出迅速落下帷幕——历史档案馆向我敞开大门，我在严格保密的案卷中查到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原始记录——在主张对外引进与主张自主创新双方形成的两军对垒、互不相让的关键时刻出现一语定乾坤的转机——小平同志10月25日用红铅笔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呈报“中央军委邓主席”的专题报告上写下“应加支持”重要批示。

    二手材料中遗漏掉的重大事件被一网打尽，并捎带收获一网兜鲜活细节。把这些材料放进人物通讯，纯技术性的自主创新故事便被赋予深刻的政治内涵；单薄的主题便丰满起来。尽管前期采访耗时太长，留给写作的时间仅最后一天，却并未影响稿件如期见报，并被“评委全票通过评为科技好新闻一等奖”。

    数日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见到王选。这位神情严肃的科学家，向我问起十月采访他曾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说那都不算困难。新闻记者居于道德高端，其作品应能体现社会良知，对我个人而言，采访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碰上障碍。而障碍一旦被清除干净，作品不会被读者批评为“虚假”，便会一身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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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选（1937.2.5-2006.2.13），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8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2002年2月1日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嘉庚科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