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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毕业留校后，就全身心投入中型计算机研制工作。每天早晨7点工作到半夜零点。并常常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不迈出实验室一步。导致身体严重透支，被迫离校回家疗养。已躺在病榻上，他仍在工作——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60编译系统研究；10%的时间探索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软件（software）这个词汇尚未问世，他就能“软硬兼施”，探讨software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在病榻上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足以支撑他登上计算机科学一个新的高峰。
1975年春末，“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立项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消息传到北京大学，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王选，信手就抓住机遇，并以独到的见解，对这个项目中的“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汉字精密照排”三个子项目的远大前景，迅速做出精准的判断——“其中‘汉字精密照排’将给印刷业带来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发展下去，将对出版形式和内容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选的分析其实是把他个人的命运与“汉字精密照排”紧紧地捆在一起。从此他就不断地从外国文献中吸取营养，在国际一流计算机专家中穿梭交流，在打通一个又一个“瓶颈”障碍中，寻找创造发明的希望之光。
他非常清楚，一旦打通最后一个“瓶颈”，便具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甚至早一些时间，萌生出新思想的可能。对于是否直接进入“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开展研究，以及“进入”以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他看得非常清楚——“‘第二代’没有前途；‘第三代’正在走下坡路；‘第四代’将占领市场”。
10年后，王选完成1∶500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攻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大的难关，成功地将7000多个汉字压缩在一张软盘内。这项技术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10年，但在政府主持召开的“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方案论证会上，却宣布“将‘第二代’作为上报方案”。并把上报方案变成“红头文件”，下发北京大学，要求北大承担“第二代”排版软件的研制任务。
这是为什么？王选将自己反锁在实验室，拉上窗帘，关闭灯光，在黑暗中苦苦思索。实验室再度大放光明时，王选更加努力地投入“第四代”研制工作。
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国家经委副主任范慕韩、四机部副部长刘寅等，十几位重量级人物原以为他们出面表态，将为王选彻底扫清障碍，不料，国家骤然刮起强劲的引进风；而“第四代”研制工作恰是“顶风作案”。不久，引进成套设备的数百万美元外汇，即批给某中央新闻机构。
王选被迫越过北京大学、教育部，直接到政府最高权威国务院告状。一周后，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将“支持自主研制”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将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直接向“中央军委邓主席”报告。小平同志在方毅的《报告》上，写下“应加支持”四个字。
荆棘丛生的曲折道路，转眼变成阳关大道。王选带领数学、物理、中文、电子等多学科多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以超过竞争对手数十倍的速度跑步前进。比王选起步早的上海、云南等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由于判断失误，选型不当，研究工作深陷泥潭，叫苦不迭。
1981年7月11日，王选挂帅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标志汉字印刷新时代已经到来，并迅速引发全球华文报业印刷出版业出现历史性重大变革。包括“中国十大专利发明金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在内，王选的重大发明在国内和国际共获得20多个大奖。他取得的成就两度被列为“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他为此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7个光荣称号。
（原载《光明日报》1998.11.3 李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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