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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攻非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正式复刊。当天上午九点半，头条新闻还定不下来。
急！六、七个人围站在办公桌前挑采访部送来的稿件，没有适合的。我忽然想起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的一篇稿件，报道上海乡镇企业涌现四个百万富翁的情况。从社会的基层细胞，反映上海经济改革的发展。紧急中，就确定为头版头条，尽管有复刊第一天头条采用外稿的缺憾。
当晚回到家中，上午缺头条的阴影挥之不去，当天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陷入沉思。赵超构写的《复刊的话》登在报眼的显著位置，文中原稿的一句话是：为民分忧，与民同乐。发表时被一副总编辑改为：为国分忧，与民同乐。赵超构很生气。他说，我们一张小小的报纸怎么做得到与国家分忧？这是很深刻地警示新民晚报人，办报思想不能跨越一个“民”字。两件事都针对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我脑子里翻映出赵超构的一句话：电影搞导演中心制，我们能不能搞编辑中心制呢？编辑中心制的作用，赵超构用厨师作比喻：厨师掌勺，采得的原材料要按厨师的设计才能烧出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编辑中心制是对旧有新闻体制的重大改革，我要走的路，就是改革。
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对开5号字的大版面，称为大报；《新民晚报》是四开6号字的小版面，被称为小报。属性上也有差别。两张大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晚报是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分量上重轻大异。晚报，上海人习惯称“夜报”，在竞争者嘴里被轻蔑地谐音称为“野报”。市里很多部门明明是上午发生或上午应该宣布的事，一定安排在下午做。对待“党报”“夜报”的态度落差分明。
晚报的一版是封面版，刊登的消息均为国家和上海大事，它是要闻版。但新民晚报要闻版根本性的弱点是，它的要闻绝大多数是重登日报的消息。因此社内有一种意见是，一版是陪嫁。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变，是改革一版的重头戏。
我首先着眼于“抢新闻”。从日报每天的截稿时间凌晨2点到晚报的截稿时间中午12点，有10个小时的今日新闻空间，专属晚报，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因为只有晚报才有“今日新闻”。抢新闻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与新华社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确定我到新民晚报工作以后，孙起孟伯伯对我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新闻老兵，你可以向他多请教。这个老兵，就是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李尚志是高频率见报的记者，凡邓小平、胡耀邦的报道，均署他的大名，坊间称之为“白宫记者”。与李尚志的交往，是一个地方“小报”，一个新生报儿与国家通讯社建立战略通道的开始。
举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198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举行迎春茶话会，胡耀邦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当日国内並影响国际的重大新闻，这是一条我们非抢不可的新闻。我打电话给尚志，希望上午尽快得到稿件。尚志说，记者都到现场去了，联系不上啊！那时没有呼叫机，更没有手机，联系方式仅靠固定电话。我再问会在哪儿开？说是全国政协礼堂，那机构我太熟悉了，心里一乐，拨通了礼堂管理处的电话。联系上新华社记者何平（现任新华社总编辑），商量好用政协传真机传稿的办法。当天11点钟，我们抢到稿件付排。这条冠以“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大标题的中央重大新闻由《新民晚报》在全国当日独家发表。这无疑给新民晚报报纸的权威性、新闻性特别是时效性加了重磅砝码。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即1983年元旦登的这条新闻，标题与我们相同，获得了1983年中国新闻奖好标题一等奖。内容与标题相同却比党报大报提前一天刊登，强加在新民晚报头上的那个“野”字，被剔除了。
抢稿繁琐无可替代，而我们从中获得的喜悦也是无可替代的。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的当天，早上我们已预先知道了整个行程安排。一方面，要抢10点钟里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签约、话别的消息、照片；一方面安排记者到上海虹桥机场现场，要求是，只要看到里根出机舱就报告编辑部。11点钟，北京来的全部稿件编排就序。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专机准确抵达时间，铅版放置在压版机上等待。记者报告里根到了，我们立即压版。当天下午1点半钟，我们的报纸已经送达里根下榻的西郊宾馆。有一位读者几天后来信说，他的一位亲戚是美籍华人，正巧在上海。亲戚告诉他，里根到上海的消息，要是在美国，报纸当天都登了，中国做不到。读者与他的亲戚打了个赌：新民晚报一定行。他那天等在零售报摊，拿到报纸飞奔回家，兴奋地叫着“我赢了”。他来信感谢新民晚报，我们也因为得到读者的完全信任倍感喜悦。
新华社是影响世界、中国最具权威的国家通讯社；新民晚报是一家地方的新生的晚报，两者紧密结合的相互促进，推动新闻改革，应该在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佳话。而新民晚报的“抢新闻”，形成了它的消息快、抓第一时间的新闻特色，稳居正规主流媒体的地位。改革一版所带来报格在政治地位上的这种变化，同样应该在报史上记下浓墨的一笔。
（选载十六）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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