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的“赠诊”

    1892年7月23日，当时的香港总督罗边臣亲自给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读了五年书、以各科考试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的孙中山颁发毕业证书。此后，孙中山“遂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济世，诊治贫困，概不取值，人咸德之”。“……中外人士多就总理（即孙中山）诊治，莫不著手成春，称为国手。对于解剖术，尤为精妙。”

    众所周知，当时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孙中山的中西药局“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孙中山无奈只得离开澳门，于第二年在广州冼基开设东西药局，“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这真应验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总会闪光！

    孙中山东西药局门庭若市，首先固然取决于其良好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然而这一切要广为人知，少不得也需仰赖广告宣传，这一点孙中山自然也未能免俗。他曾在广州《中西日报》刊登了一则二百来字的“冼基东西药局谨启”的行医广告，其中说：“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每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此布。”短短一则行医广告，让人们从中领略到了医生孙中山的救死扶伤精神与人道主义，以及对人生命的尊重。

    我由此也恍然明白昔日中西药局在澳门为什么会“营业日盛”，以致“大招葡国医生所忌”的原因所在。孙中山行医，将生命至上奉为至尊，在他眼里，生命没有尊卑贵贱，作为医生，他对所有等待救治的生命一视同仁。然而，生命没有尊卑贵贱，人则有贫富之差，正是有鉴于此，孙中山才特设一项服务：“赠诊（免费治疗），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尤其是对那些突发性危急病人，他郑重布告：“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

    孙中山这则行医广告，不标榜自我医术如何高超，而是字字昭示他作为一名医生的职业操守，且言行必果。孙中山后来由杏林转入政坛，个中缘由其兄长孙眉曾一语道出：“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肯轻易变更……”

    孙眉所指孙中山一以贯之，不轻易变更的，就是他在献身革命前的行医生涯中，即已奉为圭臬的“言行必果”这一行为准则。而这样的准则，其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一则商业广告所能承载的分量，这就使我一下子想起了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也是欧洲医学奠基人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尤其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氏在誓言中写道：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本精神，从此被视为医生行为规范，直至今日，许多国家的医生在就业时，还必须按此誓言宣誓。不知道当年孙中山先生行医时是否有过这一仪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自己言行必果的事实，践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

    (《羊城晚报》8.22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