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疑问读历史

    张燧是明代的一个作家，说他是历史学家，也不为过。我在读他的《千年百眼》一书时，惊讶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一部史论随笔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史书上很多已成定论的东西，他都不盲从，而是大胆怀疑，客观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史记》这本书被史学研究者奉为圭臬，但张燧在通读《史记》后，却认为《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而是后人添加上的，“我又考证了《后汉书·杨终传》，说是‘肃宗时期，杨终受诏《太史公书》后删了十几万字’，那么，可知现在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书，难怪它杂乱不一”。类似这样的观点，他提出来很多，如：“曹操不是复姓”“刘知几没有写史的才能”“秦国的强大不在于孟明”等，都颇有见地，发人深思。

    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带着疑问读史的学者，近读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发现他对很多史料，都不轻信，而是要亲自考证一番，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例如，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的字样，因此，历来研究者认为，桃花源的所在地，当在武陵，而先世所避的“秦时战乱”，应为秦朝末年的战乱。

    但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那么，陶渊明为什么把地点写成武陵呢？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工人日报》8.27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