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正确的事，首要的是见识

    在湖南大学2018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84级校友刘晓松在致辞中说，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把事情做好更重要，而作出正确的选择，首要靠见识。

    今天，我不想讲大道理，只讲几个让我增长见识的小故事，这些事情至今对我影响依然很大。

    书本与见识

    第一个故事是我在湖大的最后一年，课程没那么多了，经常会找些杂书来看，其中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信息时代”这个描述，当时并没有特别兴奋，倒是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14年后，也就是1997年，我在深圳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创业公司，做通信和智能化系统，我也因此接触到了互联网。当时网速非常慢，根本没有办法实际应用。但是一种特殊的气息让我突然回忆起托夫勒所说的“信息时代”，我又重读了《第三次浪潮》这本书，进一步了解了行业的一些情况，接触了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一批人，我清晰地感觉到信息社会正向我们走来，托夫勒的预言可能一一实现，这让我心潮澎湃。

    随即1999年我全力扑在了互联网上，并对腾讯进行了其第一笔外部资金投资，至今仍然持有股份，回报巨大。那时候腾讯不被人理解，因为根本没有商业模式，但是我的逻辑是，如果如托夫勒所预言的信息时代来临，这样的公司会有一个巨大的机遇。

    你永远不知道书能给你带来什么，但我始终坚信书给人带来进步，给你带来不可想象的见识。

    贵人与见识

    第二个故事讲我第一次接触商业计划书。我创立第一个公司时，没有做商业计划书，因为根本没听说过。我在脑子里面过一下业务、算一下账就开干了。

    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湖大校友熊晓鸽，他刚从美国回来，开始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他跟我详细讲了什么是风险投资，我没太懂，只知道他又给钱，又给指导。这正是我需要的，于是我说，我公司很赚钱你投资我们吧，但考察后他拒绝了！我十分吃惊。从他不投资的原因中，我了解到投资的一些道理，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正巧这时，我的一位气象学家朋友林博士从澳大利亚回国创业，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让我这个“土鳖创业者”看看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我如饥似渴两个通宵把它看完，连续几天跟他交流。

    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创业和经营企业的看法，第二年，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卖掉原来的公司，创办A8新媒体集团，聚焦于移动互联网业务，两年后得到几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并于2008年在港交所上市。

    熊晓鸽给我做了投资启蒙，林博士教会了我有计划地创业，他们两位都来自海外，而我那时从未离开过中国。那个时期，来自海外的理念、人才、智力和资金，提升了中国众多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见识，才开创了今天中国创新和创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城市与见识

    第三个故事，讲讲我辗转北京和深圳的缘由。1984年我考研究生时，考虑过不同学校、院所和专业，但地点只有一个，就是北京。在北京，社会活动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频繁，也可以很深入，这对于提升自己的见识很有帮助。

    跟深圳结缘是1993年暑假，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去深圳玩，瞬间就被一种乱哄哄的活力吸引住了，到处都在建工厂，北京难得一见的芯片，赛格市场里都有。返校我就辍学了，来到深圳打工。

    城市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既意味着机会，更意味着见识。北京开阔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的思想，深圳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创业的氛围。

    父亲与见识

    最后讲讲父亲给我的见识。我出生在贵州晴隆县，我小时候，学校不重视学习，学生会在农忙季节去农村，帮农民春播秋收，这是我当时觉得最好玩的事。

    转折发生在我初二时，1977年高考恢复，有一天父亲郑重地跟我说，别瞎玩了，好好读书吧，你有机会上大学了。在父亲的推动下，我又跳了一次级，14岁就参加了高考，拿到了湖大仪表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开学后我每周都会收到父亲的来信，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我学好外语，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最初三年高考不考外语，我们八零级英文也只占30%权重。好在我对英语不反感。后来，我越来越感受到外语的重要。首先是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最大的拦路虎；然后是写论文，90%的文献是外文；再后来我能比较自如地在互联网这个海归为王的领域里折腾，包括创业之前我去美国考察，参加全球互联网大会等，靠的也是英语……日后我才理解到父亲的苦心——英语成为我增长见识的桥梁。

    同学们，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把事做好要重要。做正确的事首先靠见识，从你的身边，从书海里，从互联网上，逐步积累；第二是独立思考，相信自己所见，相信自己的直觉；第三是勇敢去行动——前二者是实事求是，后者是敢为人先，这也是湖大的校训。

    （青松基金微信号 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