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剧变带来的机遇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急剧变化，既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发展过程的诸多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耦合在一起，形成极其复杂的影响。具体来说：

    其一，从人口结构来说，中国正步入快速的老龄化阶段。但在老龄化过程中，少儿负担系数相对较低，老龄负担系数也还不是很高。这使当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劳动参与人口占比也相对处于高位。虽然养老压力正在加大，但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总抚养比相对比较低。即使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会逐步上升，但同时也处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中产阶层迅速扩张的重要机遇期。只有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期，促进中国社会的飞跃，才能使经济爬坡上岗，完成结构转型过程，进入基本现代化国家行列。在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大背景下，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大势所趋。

    其二，伴随中产阶层的扩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所谓消费社会，就是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对于绝大多数乡村而言，在绝对贫困逐步减轻之后，相对贫困的问题会长期存在。这是未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其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中产压力。从中产阶层来说，中国的中产，主要是第一代中产(第二代中产占比相对较低)，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但其父母大多生活在农村或中小城市。这些人中独生子女占比较大，他们既要养老又要养小，生活压力非常大。城市房价的快速增长加大了新生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使其难以适应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新中产阶层因此滋生出了“焦虑”。我们既要看到中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引导力量，也要看到中产阶层收入不能稳定提升而存在的“焦虑”，更要防止“焦虑”演化为“不满”。

    其四，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村支书和村长并不一定住在村里。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很难就业于城市。在很多地方，除了老人跟残疾人之外，在农村居住的年轻人很少。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村的空壳化问题严重。这些空壳化，既表现为产业空壳化，也表现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龄化和居民非农化等现象。这是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碰到的现代化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追问：谁在农村？为谁振兴？谁去振兴？如何振兴？振兴哪些乡村？这些问题不解决，简单的经济投入就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其五，中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形成了资源的恶性争夺。这种争夺很可能带来小城市的衰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会持续二三十年。城镇化将会使将近一半的乡村消亡，正如农民的终结一样，一部分乡村必然要走上终结之路。因此，当前首先要开启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影响力，开启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模式，而不是城市与乡村争夺资源。

    （《北京日报》8.20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