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背后的故事

    1989年10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发起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的“希望工程”。这项被媒体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社会公益事业”，如今走进第30年。

    “大眼睛”是绕不开的关键词。这张照片被青基会用作希望工程的标志后家喻户晓。曾有人这样评价：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一本书，那它一定是封面；如果比喻成一个人，那它就是脸。

    “‘大眼睛’这么有名并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上学是老百姓心中重要的事，是大家心底共同的呐喊。”对拍摄者解海龙来说，“大眼睛”带来的包袱和荣誉同样沉重。近30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拍摄过希望工程，每隔5年还会回访一次曾经拍过的孩子。退休后，他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影廊，专门用来举办公益影展，讲课费用就拿来付房租、交电费。

    在拍摄希望工程前，解海龙已是摄影圈内有名的“获奖专业户”。他17岁参军，20岁分配回京工作，当过钳工、木工，还在食堂打过菜。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他斥87.5元“巨资”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为了再买洗照片用的放大机，他甚至瞒着妻子卖血。1981年，他的作品登上《北京青年报》。

    “要想在报纸上发表，拍的内容一定要欣欣向荣。”他拍高楼大厦、杂技演员、妇女儿童……一片溢美之词中，只有文化馆的前辈刘加瑞提醒他：“你老是拍甜甜美美的东西，没有思想性。藏则深，露则浅，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也不要这么肤浅地去表现。你要记住，摄影既要褒扬正气，也要针砭时弊。”

    解海龙清醒了，却又迷茫了：“摄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987年，答案浮现。他在广西融水拍少数民族过节，偶然听广播说当地基础教育薄弱，就专程走了40多公里路一探究竟。当时，28岁的女教师戴红英正背着仅5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上课。解海龙立刻换上广角镜头抓拍下来。

    见有人拍照，戴红英急了：“你拍照是要批评我上课时间带孩子吗？我是没办法才背着孩子教书。”她一天假都没请过，大女儿还用绳子拴在家。“您是春蚕，是蜡烛，我没别的意思！”解海龙解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走吧！”他被推出了门。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种课堂？”他回家查阅资料，发现当年我国文盲人数近2亿。他当即决定，开始新的拍摄主题——20世纪末叶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

    那几年，解海龙辗转于宁夏、陕西、四川等地拍摄。途中，他遭遇两次抢劫，抢劫者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有次买车票，他刚把50元纸币递到售票窗口，就被一个孩子撕去半张。“我不怪他们，这是社会欠他们的。我们得想办法还债。”解海龙将半张纸币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时刻提醒自己：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没学上。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正式启动。起初影响力有限，到了1991年3月5日，解海龙才在王府井见到展台。只见书店门口黑板上写着：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落款是共青团中央。解海龙赶忙问发传单的：“团中央在哪儿？”“正义路。”对方答。他一路跑到团中央办公楼，一口气爬到10楼办公室。“我是文化馆的，这些年拍了些照片，就是关于失学孩子想上学的题材，想找你们领导说说。”

    很快，希望工程创始人、时任青基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徐永光来了。解海龙希望团中央开一封介绍信，让自己拍照时有个“合法身份”。解海龙说自己有相机，经费自理。徐永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真心真意要干这事儿，我们签个合同吧。”双方约定，青基会拨付5000元供他购买胶卷和洗照片，而他拍照给青基会独家使用，无稿费。

    1991年4月，解海龙上路了。

    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别人下海我上山，哪里穷我就往哪里钻。”解海龙记得，为了省钱，他吃1毛钱的饼，喝1毛钱的汤，晚上找老乡家寄宿，运气好能搭上拖拉机或驴车，运气不好就靠腿，一天走几十里是常事。一年下来，他跑了12个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拍了70个胶卷。

    每到一处，他都会跟着当地孩子一起上学。他为这组系列照起名为“我要上学”。

    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解海龙跟着一群孩子走进教室。来的路上，最瘦小的苏明娟并未引起他的注意。直到她一抬头，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黑板，解海龙“感觉心揪了一下”，毫不犹豫按下快门。

    很多时候，解海龙都是一边流泪一边拍摄，冲洗时再哭一遍——山西静乐，由于雨后教室坍塌，孩子们只能借村民的窑洞上课，把棺材当成课桌；河南商城，家庭困难的杨家姐妹只有一个念书名额，14岁的姐姐把机会让给了11岁的妹妹，妹妹在一边抹泪……

    “从形式上看，这些照片都很普通，没有技巧，但画面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能打动人，比如衣服上的破洞、冬天赤着的脚，背后的感情太深了。”他越发觉得，“并不只有苏明娟是‘大眼睛’，渴望读书的孩子都是‘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龙把拍回的照片全交给青基会，多家媒体都整版发表他的作品。邓小平题词后，影展从国内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同年10月，希望工程摄影展在北京、台北同时举办，每天参观者上万，每张照片下的捐款都堆得像小山。

    解海龙坦言，曾有朋友提醒：你拍的这些属于社会阴暗面，容易出事。每次听到这种声音，解海龙都特别激动：“孩子连学都上不了，还要那面子干啥？”对镜头中的每一个孩子，他都有种隐隐的负债感：“我按了快门，就等于欠债了，得赶紧找好心人帮他们。”

    在一期电视节目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问解海龙和苏明娟：“你们俩是谁改变了谁？”苏明娟说：我和叔叔都改变了。解海龙却说：她把我改变了。

    （《解放日报》7.24 殷梦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