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要如何燃烧

    “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这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也是童道明的座右铭。童道明追随契诃夫将近60年，在77岁时，他曾写过这样的诗：“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生命要如何燃烧/才能给这个世界/带去些许温暖？”

    “用知识分子的悲悯之心，描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这是童道明的回答。童道明和契诃夫的故事，始于1959年的莫斯科。那时，22岁的他在莫斯科留学，被“契诃夫戏剧进修班”吸引。在这个进修班，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在他眼里，契诃夫能够发现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一直怀着悲悯述说现代人内心的痛苦。而童道明之所以对契诃夫的良善与谦卑产生深刻认同感，和他的本性有关。

    “我心软，所以比较容易走进契诃夫。”童道明说，这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出生那年，正是战乱。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他坐船逃难，夜晚要经过一座日本兵看守的大桥，同船有几个人将这个不时啼哭的婴儿当作累赘，放出话：如果在桥下时他哭出来，就把他掐死。

    回忆这件事时，母亲没有抱怨那些人，只是说：“道明没有哭，道明真乖。”

    后来，童道明在散文《献给母亲》中写道：“我知道不是‘道明真乖’，而是‘母亲真爱’……母亲身上的崇高、善良、理想和同情，即便是战争也扼杀不了。”母亲怕伤害别人，童道明也是，“别人伤害我，我能承受，如果伤害他人，我承受不了。我没办法批评别人，因为批评比表扬的害处大得多得多”。

    上世纪80年代，除了介绍革新性的戏剧理论，童道明做得最多的就是为青年戏剧导演和戏剧创新作辩护。

    那是中国话剧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时期，产生了几出“有争议的剧目”，如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王贵导演的《WM》、陈颙导演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在激烈争论中，童道明盛赞过这些充满创新性的演出，“不批评不是胆子小，有时，对一种批评说‘不’也是需要勇气。”他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有时胆子也挺大的”。

    学生濮存昕对童道明的刚直不阿“目瞪口呆”：出于对新戏剧的热爱，童道明支持林兆华，但是当林兆华有偏颇时，他也会直接当众说：“林兆华，你不对，你不应该这样说。”濮存昕说：“一定要正直，一定不能够让谬误存在，童先生内心里有这个追求。”

    童道明和于是之交往颇深，二人常结伴去紫竹院公园散步。“能够得到是之老师的信任，说明我做人还是及格的，因为是之老师能够非常敏锐地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庸俗。”在童道明眼里，于是之不是演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的《茶馆》曾到东京演出，演出前有演员讨论要买什么日本电器带回去，于是之摔了杯子，质问：“我们干嘛来了？”

    童道明欣赏与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冯至，也是因为“他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抱着和对契诃夫一样的爱，童道明爱着这些逝去的有风骨的灵魂。在写作《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时，童道明心里明白，这部以冯至为主角的戏，就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精神追求。”

    剧作题目源自冯至在德国留学期间购得的一件艺术品，“文革”时被砸毁。这部戏演出时，观众常为戏中人落泪。主持人敬一丹说，当扮演冯至的演员念出“我再也不批判人道主义了”这句台词时，让人忍不住流泪。

    （《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第30期 刘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