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选择了我

    很多人问蒋子龙，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蒋子龙回答：“人的一生总会碰上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

    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蒋子龙，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发表文章的文学圣地，《人民文学》的约稿该是多大一桩喜事！但是蒋子龙并没有受宠若惊，也不敢过于兴奋，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发表得并不多，心里没有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一试。碰巧的是，那个时候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生产事迹所感染，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三年之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小说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

    蒋子龙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垂名之作。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乔厂长”这个人物，在蒋子龙那里早已烂熟于心。1977年后，他在重机厂的锻压车间任主任，那时候的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可却发现哪儿都不对劲：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蒋子龙感觉自己天天就像在“救火”。这就是他创作《乔厂长上任记》时候的心境。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蒋子龙都会被人这样提问：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作为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您如何如何。每当这时，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如果你问蒋子龙，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为看重，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是一纸风行的《乔厂长上任记》，也不是更早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更不是后来创作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以及《人气》《空洞》等作品，而是他于2000年之后开始创作、历时11年写就的《农民帝国》。《农民帝国》这本书，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刻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了写《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在一种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农民帝国》的主人公郭存先，本来是一位善良勤劳、精干有为的农民青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有本领、有志向的农民，却在取得成功之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由农村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最后自取灭亡。

    “在生活中，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里也有。郭存先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引起了我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与认识。”蒋子龙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8.8 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