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晋商在北京

    央视近日播映的电视剧《诚忠堂》，使人们对晋人晋商辉煌与悲怆的往事有了新的了解。殊不知，晋人晋商对北京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有极其特殊的作用……

    一

    北京的山西人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初期，“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已众所周知，其中不少移民都来到了北京。元末明初之际，因兵火之乱，北京地区地广人稀，大批移民填补了这个空隙，京郊许多称“营”的村落都与山西移民有关。

    迁徙到京郊的山西人以务农为主，他们的辛勤使昔日的“苦海幽州”变成了富饶的农业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北京地区是游牧地区和交锋战场，农业不是很发达，明代以来农业才真正形成规模，为后来的农业经济发展打下了殷实的基础。

    从“大槐树”涌来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山西的小麦、棉花，开始在京郊广泛播种，伴随农业文明的发展，晋商也进入北京。

    二

    《旧都百话》云：“旧都的工商两界，数百年来几乎都是山东人和山西人的势力……买卖则以山西人较盛”，山西人以“商机敏锐，有商略，团结心强”控制着北京的钱庄、票号、炉房、当铺等行业，其中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油盐店，山西人占了主导地位。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历史上北京的“米”即粮食行业是山东人经营的传统行业；而“茶”则是由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江南诸省籍掌控。其他的则是山西晋商的“一统天下”。

    晋商会做买卖，对同行、对顾客讲信用，标榜“以义为利”，强调“和气生财”，在经营中做到童叟无欺、薄利多销。像营业至今的六必居酱园最初就是山西临汾杜村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三人开的小油盐店发展起来，如今已是驰名京华的老字号了。

    山西晋商还控制着金融业及当铺，1919年时，北京城内有加入商会的汇兑庄7所，所谓“汇兑”即“票号”，也称“汇号”，都是做银钱买卖的。正如《旧京琐记》所云：“汇兑庄亦曰票号，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光绪年间出版的《朝市丛载》中，北京城区有“汇号”17家，其中就有山西最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诸如大德通、大德恒等与乔家有关的票号在《老北京实用指南》上也榜上有名。

    当铺是特殊行业，从业者除要有许多专业知识外，还要懂得市井民情，山西不少人因精于计算，认真存细，在这个行业大展宏图，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当铺“救急不救穷”，它们“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以减”，利润空间大，而且只赚不赔。

    三

    北京有许多“老字号”，其中驰名京华，且为晋商创办的，除“六必居”外，还有多处。前门外的都一处烧卖馆，一直有乾隆曾“微服私访”和赠匾的故事流传。此类故事只是商业噱头，并无历史依据，只能姑妄听之。据史料记载，都一处“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创办人姓李，原籍山西”，当时只是个没有字号的小酒铺，卖些烧酒、凉菜，并无烧卖可卖。它成为小饭馆卖烧卖是同治年间的事。

    在当年的鲜鱼口胡同内，曾有“黑猴儿帽店”，店以木制黑猴做广告牌，专门经营毡靴、毡帽、皮靴、皮帽及小百货。它的来历也是民间传说，据说所谓黑猴是一种叫“墨猱”的猴子。店主为招徕生意故意编造了黑猴儿故事。黑猴儿帽店开业于明末，最早的店主是杨小泉，山西人，其子杨少泉子承父业，让黑猴儿帽店兴隆了一阵子。后来杨少泉的生意被田老泉挤了，田老泉的货来自于魁元恒，而魁元恒的掌柜是吴陶斋，他的祖先也是山西人，也是晋商。

    北京通三益的秋梨膏遐迩华夏，其店名为“通三益干果海味店”，创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据民俗学者王永斌考证，通三益的店主是“山西太谷人”，姓李。通三益卖的海味、干果与一般山西人开的店铺无异，只是他家卖的治咳嗽秋梨膏因是“宫廷秘方”所制，有很好的疗效和品质，一百多年来仍然在市场上畅销。

    在东四路口南，有一家名叫恒和庆的“大酒缸”，是老北京有名的“二荤铺”，除卖烧酒、菜肴外，主营刀削面，店主自然来自山西。隆福寺街的灶温，是一家小饭馆，专营烂肉面和“小碗干炸”的炸酱面。名字就很温馨，该店也是山西人所开。上世纪50年代后，恒和庆一直开业，灶温在1949年前还曾营业。

    山西人的“老字号”，除了经营吃穿物品外，也涉猎一些生活用品，如“王麻子刀剪铺”的创业者就是山西人，因姓王且脸上有麻点，故称为“王麻子”。王麻子的刀剪店开业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才正式挂出“三代王麻子”招牌，并以“王麻子”做商业标志。

    四

    山西人在京经营的多，明清时代会馆也多。如今，在西城三庙街还有“三晋会馆”遗址，现在是一个招待山西人的饭店。在西板桥有一家山西人办的饭店，它的前身据说是阎锡山在北京的行营。

    虎坊桥的晋阳饭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虽算不上“老字号”，但是北京最正统的山西饭馆，目前开了多家分号。

    晋商在京经营，从不与外省及当地人争一日之短长，有些行业从不介入，如拉洋车、蹬三轮、当巡警和摆小摊等。北京人熟悉山西人，他们没有喝过汾河的水，但吃过山西老陈醋；他们听不懂晋剧，但吃过大碗的刀削面。晋人晋商的故事，“老北京”和新生一代都是不陌生的。

    （《北京晚报》8.1 张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