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天津的最后一年

    1949年初的天津租界就像一座鬼城，外国人在前一年就几乎都走光了。第一眼看上去，天津城的这片地区就像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城市风格的痕迹了。而就在租界以外，仅仅几英里之遥，中国城区遍布着狭街窄巷、脏兮兮却又五颜六色的露天市场，还有污水沟以及挤满了人的楼台戏厅。 

    当我爸爸需要正式文件办事的时候，他得去天津犹太人协会办理。当时，天津英国人的官方机构设在雄伟的戈登堂，那是建在维多利亚花园里的一座城堡式建筑，法国的官方机构则在法租界的一幢漂亮的大楼里，而犹太人组织的办事机构却是在一座散发着霉味的建筑中的二层楼房里，这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犹太人在这个城市的国际机构等级中处在低下的位置。

    由于管理人员都跑了，天津的行政系统几乎无法维持。贪污贿赂肆行无忌，人民的请求被随意地拒绝，公文到处丢失，管理者任意做出决定或者根本不做决定。

    有好几个月，爸爸就在那些存留下来的机关部门之间来回奔走，企图能找到那个可以发给他出境签证的负责人或办事处，但是都没有结果，一直尽力帮助他的瑞士驻天津领事乔治先生做出种种努力，也同样毫无成效。这一切都始于1948年11月，当时妈妈和我乘坐美国海军的舰船去了青岛，再从青岛前往旧金山。爸爸的肺部发现的一小块阴影使他成为了美国“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拒绝给他颁发签证。

    从那年11月起，我的爸爸——一个俄国犹太难民，就和玛丽姨妈夫妇还有姨妈的公公住在了一起。每天下班之后玛丽姨妈都要去排很长的队，希望能给这一小家子人买到些水果或者蔬菜。他们的仆人“苏”(Soo)每天都去可能买到家禽或者鱼的地方排队，但这些东西实在太少了。肉类更是好几个月都看不见了。经常会有传言，什么德租界可以买到肉，或者是怡和洋行仓库有茶叶卖，虽然受潮了但是还能喝。

    浴缸以及其他一切能用的器皿都用来储存水。每一滴水都要一再地重复利用。当这些容器里的水量少到令人担忧时，苏就会想办法去找更多的水。没有人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水，经常会有关于偷水的传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问。

    当然，家里每个人还是要按部就班地生活。玛丽姨妈和爸爸每天都去各自的办公室，尽管他们供职的机构实际上已经处于停顿状态。姨父则每天出去努力谈生意，但是已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卖了。他是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巧妙地抓住时机，贱买贵卖。中国紫貂皮、核桃、手工雕刻的象牙饰物、军火、玉耳环，总之一切在市场上能找到的东西他都可以买卖。现在，大街小巷寂无一人，但姨父依旧穿行于咖啡馆和办公室之间。

    爸爸工作的瑞士领事馆是那幢楼里唯一还在办公的地方。爸爸已经为瑞士领事乔治先生工作15年了。乔治先生一直在等着关闭领事馆的通知。与此同时，领事馆的工作还照常进行。隔壁的办公室已经都空了。高地兄弟包装公司还有温加藤饰品公司，这些都曾经是生意兴旺一时的公司，在几个月之前都关闭了。

    爸爸早早地去了办公室，乔治先生很快也到了，他看上去显得有些狼狈。他眼睛直直地盯着爸爸，毫无表情而又断断续续地告诉爸爸，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当天离开天津的行程，让他立刻去打包行李，晚上就乘坐“威廉·特尔号”轮船前往美国。

    据爸爸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按照乔治先生的指令去做。当他要走的时候，乔治先生又补充说，崔（爸爸的车夫）会先送爸爸去中国城区找一位马先生。那位马先生会在爸爸粉红色的出境签证上盖上最后一个章，接下来崔会送他去一个叫威尔逊先生的英国人那里。威尔逊先生会带爸爸去大沽口乘坐“威廉·特尔号”。因为海河太浅，大船无法行驶，所以所有远洋客轮都停泊在大沽口。

    爸爸走出领事馆大楼的时候，看到崔和他的黄包车已经等在门口了。爸爸那会儿肯定是晕了，他都忘了向乔治先生表示感谢，也没有和他道别。他注意到凸窗边有个人影，看到那是乔治先生正默默地站在窗边。爸爸朝他挥了挥手，但是他没有反应。

    爸爸回到住处，他的两个手提箱在前一年的12月份就已经装好了。爸爸走下楼了。崔正蹲在他的黄包车旁边吃着油条，看到爸爸这么快就出来了，他犹豫了一下把油条扔进了污水沟里。对于一个经常挨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催促爸爸赶紧坐上车，然后抬起长长的车把，开始跑了起来。

    （《中国之梦——一个犹太女孩在天津的成长》伊莎贝尔·齐默尔曼·梅纳德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