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哈军工

    哈军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我父亲曾是哈军工的教员，我母亲则是哈军工子弟小学的教师。从哈军工建校初期，我家一直住在那里。

    神秘的哈军工

    哈军工太大了。从东到西，它在东大直街上跨“宣桥街”和“太平桥”两个站；从南到北，它被大直街分成了一南一北两个大院。南院三个校门，都有荷枪的卫兵站岗；北院三个大门，也都有卫兵执勤。哈军工的教师和学生都穿军装。

    父亲也经常在周日带手枪回家。在楼前的树底下，他常会举枪瞄准半晌。其实，手枪里并无子弹。父亲会笑着打开弹夹让我观瞧一番。

    家属区是按军号声起床和熄灯的。沐浴在军营般的氛围里，使我从小感受到军事化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筒子楼里的苦乐

    我家最初住在98楼206。后来，搬进了筒子楼。筒子楼是五家共用厨房、厕所。共用厨房是五个蜂窝煤炉子冒烟，五家欢声笑语，交流厨艺，换煤生火，其乐融融。公共厕所、楼道，轮流值日，认真打扫。父亲为我做出了榜样——不怕脏、不怕累，每逢值日，总是把每一个蹲坑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不怕苦、不避烦，楼道拖得一尘不染。

    在93楼105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阴面房子里，我家一直住着，从我初中到高中，直到大学，乃至哈军工搬迁，也没有离开过。在这里，我先后有了两个弟弟。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再和父母挤在一间屋子里就有点不大方便了。于是，父亲向组织申请，能不能暂时借一间房子，让大孩子住。组织上很快同意了父亲的请求，把93楼的三层借给我们一间。记得当时我高兴得又蹦又跳，立刻拿到钥匙，开门，拖地板。爸爸向系里借来一张铁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再加上一个可以夹在铁床上的台灯，我的学习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在这间屋子里，我度过了宝贵的高一时光。

    吃穿问题

    说我的青少年时期与饥馑相伴，可能一点也不夸张。小学时，在河南老家赶上了人民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中学时，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时碰上了“文革”。

    如何应对“饿肚子”问题？一向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母亲，为此绞尽脑汁。她先是按照老家度荒年的办法，把萝卜切成片，用线穿成串，晒干后挂在暖气片上。这样，我放学回家饿了就能揪几片吃。她还利用星期天休息时带我到文化公园挖野菜。哈军工与文化公园毗邻，从我家走5分钟就能到文化公园。文化公园很大，很空旷，也很荒凉。那里游人稀少，野菜颇多。妈妈教我如何识别马齿苋等野菜，我一一记在心里。不到半天工夫，我们就挖了一大堆野菜。接下来，妈妈为全家蒸了一大锅的野菜馅素包子——野菜加油渣。

    至于“穿”，似乎更简单。父亲在哈军工，每年发衣服、帽子、鞋等等，我只要“拾”爸爸替换下来的旧衣服、旧帽子、旧鞋也就差不多了。一身旧军装，我可以穿到它褪色；胳膊肘打补丁，膝盖补丁叠补丁，依然照穿不误。

    上大学前，妈妈送我一个针线包，还有几块干净平整的旧布。在五年大学生活中，我经常在宿舍缝补裤子。

    劳动的培养

    父母非常注重对我的劳动观念的培养。他们不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我参加各种劳动。

    哈军工南院生活区西边有一块空地，爸爸勘察后决定在那里种土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爸爸拎着一个桶，桶里是事先在家削好的土豆块。妈妈拿着毛巾和一个水瓶子，里面是凉白开水。我呢，扛着一把铁锹。就这样，全家出动。

    在那块地，爸爸教我用铁锹把土地先翻松，再培成一条条垄，然后在垄上一个个挖坑，将土豆块分别放入坑中，最后逐个浇水。这片土豆地并不大，显然，父母的用意不在于将来吃土豆，而在于教我懂得种土豆的过程，更让我体验劳动的艰辛。

    另一项令人记忆深刻的劳动是拾煤核。我家93楼旁边就是一个锅炉房，严冬时它不停地烧，所产生的煤渣堆得像小山似的。母亲从这里看到了节约的潜力，于是，有一天，她用几根铁丝做了一把手形耙子，戴上一双破手套，拿上一个小铝盆，就奔煤渣堆去了。

    母亲的举动，虽然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敬，但是也遭来个别人的闲言碎语。然而，母亲对此不以为然。她对我说：“捡煤核并不丢人。煤核能生火，还能节约烧煤，何乐而不为呢？”

    （《今晚报》7.20 李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