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春天

    ■张攻非

    1975年秋天，新华社上海分社要培训工农兵通讯员，冶炼厂有一个名额，选派了我。

    新华社上海分社说是培训通讯员，其实是社内人手紧张，要招通讯员帮助写稿。分派我的任务，是为港澳报刊写稿。我们出去采访，没有记者证，一般也不开介绍信，只发给一个笔记本，封面印着新华社通讯员字样，权当身份证明。我从不亮那个封面，要采访哪一家，头天打个电话联系。第二天去了，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冒牌。

    我采访了冶金专家陈念贻、电光源专家蔡祖泉、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李政道的妹妹李雅芸，书法家周慧珺等。

    写蔡睟盎比较难。第一次采访，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又被关进过牛棚的科学家，始终低头低声做未置可否的回答，然后是冷场。我感觉到她的不情愿，决定改变采访思路。我到她所在的科研课题组，找同事聊天，牵出了蔡睟盎的一个个笑话：比如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上班；出门经常忘记带钥匙等等。同事以这些不拘小节的例子，刻画出蔡睟盎对物理科研的心无旁骛。我还阅读了蔡元培关于教育的理论文章，这样就有了能与她沟通的多方面话题。这次的经历，我多年后经常与记者谈及。采和访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阶段。采是发现，访是挖掘，缺一不可。

    李雅芸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科学家李政道博士的妹妹。1971年，毛主席接见李政道之后，她的政治待遇有了180度的改变。李雅芸天生豪爽，又有哥哥的光环罩着，她对遭遇的种种不满，毫无顾忌地倾泻。她是搞气轮发电机设计的，不让她看外文资料，防止里通外国；她的设计时不时被打断而且必须与工人一起干体力活，防止变修；她参与研发我国首座12万5千千瓦气轮发电机，安装现场不让进入，防止盗窃情报。而在我的笔下，围绕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她的愤懑变成热忱。那不是本色的有血有肉的李雅芸，是按照调调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李雅芸。违背良知良心的这篇通讯，成为压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对不起李雅芸》的文章，想借此对她说句道歉的话。那不是个人的道歉，是对民族灾难的痛悼。

    1975年，毛泽东批示释放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采访。解放初重庆枪毙小爪牙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很想看看侥幸活下来的大头目现在是什么模样，便采访了黄金荣（上海青帮头目）的儿子。我坐在狱警办公室里，他小跑进来口喊“报告”。我请他坐下了，但一问话，他腾地站立：报告政府，感谢政府宽大处理。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深重的悲痛之中，被控制的新华社上海分社，氛围却显现诡异。周总理追悼会举行的当天，全体人员早早坐在会议室，等待看电视直播。坐前排的骨干分子语调兴奋地揣测着，肯定是张春桥致悼词。我回应：肯定是邓小平致悼词。这下像捅了马蜂窝，盯视我的几双眼睛，满是敌意。邓小平致悼词时，他们的头是低下的。我踏实了，他们不踏实了。他们的不踏实推出一个决定，第二天让我回冶炼厂去。

    天灾人祸绞成乱麻的1976年，地动山摇人心惶惶的1976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1976年，周总理去世了；朱老总去世了；唐山爆发大地震了；毛主席去世了。亿万人哭干的眼泪，包裹着无望坠落在地。面对国破残局，谁敢横刀立马？正是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那个人：华国锋。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断然决定，汪东兴坚决执行，一个晚上，几个小时，逮捕了“四人帮”。“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不胫而走，10月8日传遍上海。上海街头响起震天的欢呼，欢呼希望的回归。

    1978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为阎宝航举行追悼大会。阎伯伯的平反昭雪，给我带来了特别的希望。因为我父亲的被抓及迫害致死，与阎宝航案有直接牵连。阎家老店革命的群体有多大，我不清楚；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我从小就听说的。因而我知道父亲的“生”，与阎家老店是联系在一起的。阎伯伯被诬为苏修特务被捕，紧随其后，我父亲以苏修特嫌之名被抓。1968年上半年，我父亲与阎伯伯先后被迫害致死。我父亲与阎伯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成为“生死之交”，生也荣耀，死亦壮烈。

    1978年的春天，是个久违了的春天。我们带着欣喜看世间那一花一草一木，感觉格外的生机勃勃。我在小屋的灯光映照下，夜夜奋笔疾书喊冤。这与前面所写的申诉信有大大的不同。我不再小心翼翼推敲每一个措辞以免罪上加罪，而是向天呼唤，内中熔融了我的冤屈、我的悲愤、我的期待。我每周誊写一封，分别邮寄给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等等报上常见名字的领导人。我很自信，再不会有人拦截申冤的信。

    （选载十二）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