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痛的事

    ■张攻非

    1969年国庆前夕，母亲接连来信要我和陈慧芳到北京结婚。那时候，我们没有住房，也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母亲反常的不顾我们住房实情的催促，让我们不敢有违。9月10日在上海领了结婚证，9月11日去了北京。妹妹做了几个菜，买了一瓶酒。饭桌没有碰杯声，没有祝酒词。父亲不在了，每个人心里的酸楚压住了应该有的喜庆的喧闹。饭后各自在角落抹眼泪，喜剧演成悲剧。而后接下去还有更惨烈的悲剧续集。

    冬天到了。我接到电报，要我立即回京。抵京才知道，母亲吞金、触电已经自杀两次。母亲说，早就不想活了。因为没看到我结婚，她不甘心撒手离去，多熬了很多天。我们劝说的话语大概苍白无力，动摇不了母亲的意念。就在我留京的日子里，一天深夜，我突然听到母亲房间有异常响动。冲进去一看，母亲打开了煤炉盖，脸贴近封火的炉膛，正大口吸煤气。我赶紧拖开她，她的身体已经瘫软了。这是母亲的第三次自杀。

    我回到上海，母亲又第四次自杀，吞了一整瓶安眠药，人事不省送到医院急救。母亲命真大，昏迷七天七夜，终被抢救过来。后来她被赶到了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与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的夫人吴伟住同一草房。同病相怜，谈话透彻，她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母亲去了干校；大妹北大毕业分配去了内蒙古；二妹清华附中高二毕业，去了山西太谷插队，同去的是15岁只上初二的小妹妹；聋哑人弟弟也没被放过，发配北京远郊延庆县插队。香炉营六条的房子被造反派从蚕食到全部占领，北京的家没了！我常常在心里默诵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失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与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与微漠的悲哀中，又让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结婚的时候，夫妻都过了27岁，双方家里都没有结婚用住房，分房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那时，分房申请要到房管所填表，一家三代政治面貌都要写上。我爷爷，农民；我自己，工人。唯独写到我父亲，犯难了。脑子里飞转出几个方案，结果还是忠诚老实占了上风，我如实写下“非正常死亡”五个字。这五个字，注定分房时间要拖，分到的只能是别人不要而搁置的房子。在岳母家对面的老大沽路186弄里，一间晒台上搭出的9平米冬透风、夏暴晒的簿板房，成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总算在痛苦中能过上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了。

    1970年冬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的脚先迈进这个世界，捷足先登，我们给他起名叫张捷。孩子出生，给一家人带来心灵的抚慰。他似乎体谅悲苦煎熬的父母，不哭也不闹。他蹒跚学步，呀呀学语，给我们带来欢笑。而他超人的记忆能力，更给我们带来惊喜。一岁多，妈妈教他儿歌，当天教，他能当天“卖”。我尝试教他背古诗，五言七言记下近百首。一岁半的时候，我有意读长诗《木兰辞》。读一遍，他眯着眼，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默记。几遍过后，他站在椅子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60多句的《木兰辞》，他一口气背熟了。

    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了。我在工厂多次听到他关于整顿铁路、整顿钢铁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很是振奋。到了1974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感觉父亲的冤案有了昭雪的盼头。一件是，孙起孟伯伯出席了周总理举行的建国3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另一件事是，曾在海军舟山基地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友法，到中央统战部当了负责人。老舰长安立群找到他，讲了我父亲的冤情。刘友法批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有了这个结论，我小妹妹张改非获得了几度取消的工农兵大学生资格。我感到1974年的冬天有些回暖了。

    干校的朋友认为形势将发生逆转，劝母亲以看病为由到北京找房子落脚。母亲依靠文化部负责人徐光霄的帮助，回京在新华书店大杂院的两小间旧房安了家。我带着儿子一起去了北京，让聪明孙子的表现，增强奶奶坚定活下去的信心。我记得很清楚，在新华门对面花坛的青石阶梯上，小捷凝视着我，一双小手抚摸着我如刀削的脸颊说：爸爸你怎么这么瘦啊？不要太累了。孩子不到五岁，就知道心疼大人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回上海的当天下午，我不经意地触摸到孩子额头。呀，好烫。我和妻子立即带他去了山东路的一家医院急诊。医生看了体温表，看了喉咙，没有验血就开了药。药是治扁桃腺发炎的。回家吃了药，猛喝水，热度不见退。我有点慌，不敢睡觉。夜里两点，孩子忽然笑着说：天安门！天安门！又说了一连串含糊不清的话。孩子说胡话了，我害怕了，抱起孩子到威海路乘24路通宵车直奔北京西路的儿童医院。量体温、验血、听诊，医生突然叫起来：送抢救室！喊声把我们吓懵了。早上8点多，医生出来了。孩子得了流行性脑膜炎败血症，晚了。一个炸雷霹雳自天而下，我们昏倒在地。几十年了，我从未记录过这段文字，从未复印这段惨痛。因为一旦忆起，我心如刀绞。

    没有眼泪，没有言语。我天天躺在床上，眼直瞪瞪盯着头上的天花板。短短几年间，我失去了最亲近的父亲和儿子，悲哀将我撕裂。我想到死，祖孙三代一起走了吧！但父亲向我告别时的梦中情景,时不时在我眼前闪现。他的冤未申恨未雪，我能甩手而去吗？我必须坚强，我必须挺住。

    （选载十一）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