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的地方

    关于冒险，有人说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因为山在那里”。但藏南边防六连官兵的冒险则是出于一种职责——战士们必须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的每一寸疆土，你可以看到他们被卫国责任激发出的英雄气概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事迹。这其实是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他们的身世那么普通，他们的出现那么偶然。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奇妙地揉合在了一起。平凡的意义在于，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包括你我。这催人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陇是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而它所拱卫的部分是一道不可忽视的屏障，猿猴在崇山峻岭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泥土，牵扯着两个大国的相处。

    六连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30多年来已经有14名官兵牺牲在巡逻途中。1984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团长谷毅不怎么费力就能说出许多深刻回忆，比如大雪封山，将人困在山中数月走投无路。一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里这样说。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留下最多脚印的是个头不足1米7的杨祥国。他被称为“巡逻王”。17岁那年，他从重庆来到这里服役，多年后他因背疼去了医院，发现身高矮了1厘米。医生说是由于长期负重造成脊椎下陷，这种症状最早会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出现。今天，34岁的杨祥国已经接受自己拥有五六十岁的脊椎。

    在这里，杨祥国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他说，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最长的连续行军会从凌晨两三点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机械地移动。

    那么，什么是休息？老兵余刚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着粗气，双手撑在膝盖上——这就是休息。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需要人抱着走过危险路段。走着走着，一些狗没再回来。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谷毅说，“这种荣誉让人上瘾”。然而，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他在过桥时出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颅内出血，死于归途。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当时余刚还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即便如此，巡逻前大家仍争先恐后报名。余刚说，“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怄火。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国家”这个概念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作用。家境不错的王凯强承认，“这种意识是来了部队以后有的。”他刚过18岁，家人本来希望他去学管理，接手家族企业。那时他认为前面“没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轨迹又太乏味。他6年内在4个省份转过学校，依然喜欢逃课和打架，铁杆朋友“一个比一个高调”。

    有一天，大家突发奇想要去从军。“忘了具体是谁说了，整天没事干，还不如当兵体验一下。”王凯强说，他们约好只服役两年，大不了“去后悔两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征兵手续。6人中有4人到了部队，两人去国外留学。王凯强不久就意识到大家真的分道扬镳了：他打算期满后争取多待几年，而留学的朋友则嘲笑他的生活。聊天也总是存在隔阂，他们说的话题不再令他感兴趣了。

    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没有我们在这儿守边，他们不会享受到那么多”。但这话，他并没告诉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唐银尝试过这样向老家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你现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吃饭、坐在那里打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节。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痛哭流涕。老兵们甚至会对着狗说上一会儿话。唐银说，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基本上那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你的脚印了。”临别时，他们千方百计讨一张照片带回——证明自己宣示过主权的照片。

    余刚和杨祥国都不知接待过多少退伍战友回来“探亲”，也有人发誓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但通过那张照片，混没混出“样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这个离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的地方。

    有一年，余刚接到了昔日老班长打来的电话。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刚给寄两身迷彩服。

    余刚问他为什么，“还没穿够吗？”

    “结婚时和你嫂子穿军装拜堂。”

    （《中国青年报》7.18 张国/文 张飙/题字 赵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