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1992：满城皆说“怎么办”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还能保持优势吗？《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正是答案。

    ——编者

    ■易运文

    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以下简称“怎么办”）。这篇报道在《光明日报》和《深圳商报》两家报纸同时刊登，不同的是，深圳商报在刊登此文时用的标题是《深圳能再领风骚吗？》。刊登后，其产生的影响之大之广，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为何要写《怎么办》

    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正是炙手可热的大发展时期。

    深圳人当然更是感到骄傲和自豪。深圳人也的确值得自豪和骄傲。敢干敢闯的深圳人，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经济发展神话，创造了将一个小渔村仿佛在一夜间就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的造城奇迹，以至于许多深圳人都喜滋滋地将深圳又称作“一夜城”。深圳值得骄傲的地方的确很多，她曾经创造了140多个“全国第一”，深圳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特区”“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全国最先富起来的特区”……这一连串的光环让许多深圳人的头脑都晕晕乎乎起来了。

    但事实如何呢？难道深圳真的那么先进、那么现代化了吗？难道深圳真的就把全国其他城市甩得那样老远了吗？

    深圳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种种事实表明：不思进取的“富贵病”，办事拖拉的“官场病”，自我感觉良好的“娇宠病”，是阻碍深圳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面对全国百舸争流、百花争艳、你追我赶的局面，深圳还能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验场”呢？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课题。记者能够想到这个问题，能够抓住这样一个课题，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职业敏锐，但更是一种机遇和幸运。

    我认真拟好了一份采访提纲，并根据采访提纲拟定了一份采访对象的名单。有资格入选这份名单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深圳特区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特别熟悉和了解的人；二是有自己独立见解、平时喜欢思考和琢磨一点问题的人。这些人包括体改办、宣传部、经发局的负责人，包括一些老企业老总，一些从事深圳研究的学者、专家和媒体工作者等。

    在采访中我发现，这次采访特别顺利，不论是哪一个采访对象，一谈到深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在采访中我还发现：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许多深圳人身上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质。不论他们是什么身份和职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非常热爱深圳，都为深圳的现状而着急，都想为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的深圳而献计献策，出一份力。

    采访对象的激情和忧患意识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我翻阅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录的时候，一种写作的冲动油然而生。我对写作这篇报道的主题的认识更加清晰了。这个主题就是：在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下，“深圳还能不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记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做到运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去实际改变这个社会和现状，但他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和写出的文章，对社会起到一种警醒的作用，一种启发和提示的作用。

    在我认为已经充分掌握了写作稿件的材料后，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尽快将稿件写出来，我把自己关在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奋战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连晚上睡觉脑子里还在想着这篇稿子的事，人完全处在一种因为燃烧不能自已的兴奋状态。

    《怎么办》产生的巨大反响

    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出《怎么办》一稿。《深圳商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半个版，又转在二版刊登了近半个版。这篇报道刊出后其反响之大的确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那天一大早，八点多我刚起床，桌子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打来电话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一家贸易公司当经理的陈浩，他说：“刚看到你在《深圳商报》发表的‘深圳能再领风骚吗’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过来我这里坐坐，我们好好聊聊。”

    此后，电话铃就一直响个不停。报社领导也打来电话，要我去听听市委主要领导对这篇报道的反映和意见。我立即骑车赶到了市委大院。刚进市委大院的办公楼，里面的景象就让我吃了一惊，每个上班的干部都在捧着当天的《深圳商报》看那篇报道（因为《光明日报》在广州的南方日报印刷，每天下午才能看到报纸，有时甚至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送到深圳），市委书记的秘书小刘告诉我，他已经将我写的报道看了两遍。我找到市委书记，书记说，报道他看了，意见就不谈了吧。

    我当然要尊重书记的意见，于是这篇市领导的反映报道就没有写成。但是，其他的反映，这时却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家报摊的业主告诉记者，当天的《深圳商报》全部一抢而空，许多人来买都买不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干部没有找到当天的《深圳商报》和《光明日报》，就拿报纸去复印，几乎人手一份。我有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正在美国出差。他从美国回来后激动地告诉我，这篇报道一些美国的报纸也作了评论和转载，他在美国就已经看到我写的报道了。

    当时的深圳，还真有点“满城争说怎么办”的气氛和味道。事情还不止于此。曾经主管过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虽然已经退休，但对深圳特区仍然十分关注。他在看了《光明日报》的报道后，对报道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在报纸的空白处作了一些批语，并将这张作了批语的《光明日报》寄给了当时深圳市委的负责人。于是有人传言，谷牧同志对这篇报道有不同意见。

    谷牧同志到底对报道有没有不同意见呢？春节过后，当时的总编辑张常海亲自打了电话告诉我：春节时他去拜访了谷牧同志，并特别向谷牧同志征求了对《光明日报》发表《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的报道的意见。谷牧同志爽快地告诉常海总编辑：“没有意见，报道写得很好。”据说，当时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对这篇报道也评价不错。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对这篇报道也给予了不错的评价。我听到这些反馈的意见和消息，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篇报道获得的奖项荣誉也很多，《光明日报》给我颁发了总编辑奖；在报社推荐此稿参加全国好新闻评奖时，因为字数超过了三千字的规定，在最后被涮下来了；1993年广东省好新闻评奖评出了三个特等奖，一个是陈锡添采写的反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个是穆青和王志纲合作采写的《风帆起珠江》，一个是我采写的《全国在发展 深圳怎么办》，颁奖是在广州的花园宾馆举行的，极为隆重。

    《怎么办》的几点启示

    如今，一些深圳的老朋友遇到我，有时还会提起这篇报道，内中的许多内容他们还能清晰地背出来。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一眨眼，我们已经由刚到报社工作时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记者”了，但一篇报道的影响竟然会如此深远，它远远超出了时间的限制。

    应当说，朋友和读者对我这篇报道的真诚的评价和长久的记忆，是对我写作这篇报道的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庆幸的是，我报道中写的东西完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我的心中仍然会涌起当年写稿的那种激情和冲动。我很庆幸自己当年顶住了许多压力，采写了这篇报道。一个记者在其一生的记者生涯中，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被我遇上并抓住了。我很感谢，我很感谢报社领导的支持，如果当年没有他们那样大刀阔斧的支持，用那么大的版面那样突出的位置刊登出来，而是只准登个不超过两千字的短文，那我这篇报道的影响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我很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朋友和同志，是他们的智慧和思考启发了我，才能让我写出至今看来也不会感到脸红和过时的文字和观点来。

    启示来自于思考，思考是一个记者的最重要的素质。记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原则，不要人云亦云，如果这篇报道没有记者自己的思考而仅仅是记录，那就肯定不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也就不能带给读者任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