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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攻非
1967年的北京，风雨肃杀的秋天刚刚过去。12月份，侵袭而来的寒潮将气温拖到零度以下，地面结冰了。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心，就在那个月，冻成了冰块。那是在慌乱中记不清几号的日子，那是在惊恐中记忆失去来龙去脉的日子，那是家人脑子一片空白呆若木鸡的日子。父亲被抓走了。
我连夜到车站买车票赶往北京，问母亲、两个妹妹事情经过，她们说不清楚。只知道来了30多人，只知道来人很凶恶，只知道父亲的衣服也没让带，只知道父亲走时没说一句话。唯有聋哑的弟弟比划着告诉的细节，让我知道，家里的齐白石画被抢，收音机被砸。我急切想知道的是：谁来抓的父亲？罪名是什么？可能抓到哪里去？有没有丝毫线索可以打听消息？一连串问题的回答是一连串的摇头，只有母亲痛苦的喃喃自语：国民党没抓走，现在抓走了……几天一过，母亲又为我担心了。私自跑到北京，造反派知道怎么得了？转而催促我赶紧先回上海。
上海市面相对平静些。夺了权又有了相应官位的造反派头头，享受着胜利果实，也不愿到处冲杀了。我们上海编剧班这些同学，来历不同，想法不同，自然表现不同。有人是上海徐景贤的邻居，能经常找到这位市革命委员会三把手的徐老三，神情举止像是主宰班级命运的上帝。有的人投靠了王洪文的工总司，进入工人造反报当了编辑，脚踏楼梯蹬蹬作响，像是带着仪仗让人闪开。那时，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回到教室。因为无课可上，我一个人用“好斗战斗队”的名字，三天两头写大字报，尖刻抨击这些个狐假虎威的人。其实我是借题发挥，一吐心中积埋的怨气。
那时真正同情我、理解我、支撑我的同学是陈慧芳。她的坐位与我同在教室的第一排，课桌隔着一条走廊。她是班上八名大学本科毕业生之一，身上却无丝毫的傲气，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们分在一个学习组，看戏讨论都在一起，互相了解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复课之后，她说想让我教骑自行车，我却隐约感觉她是想帮助我排解家庭变故造成的胸中郁闷，我答应了。每天晚饭后，在华山路、五原路一带清静的马路上，她骑着车，我扶着跑。累了，我们在梧桐树下聊天。
如果说这就是初恋，初恋没有浪漫。父亲被绑架之后，我对陈慧芳说：我们分手吧，我不能连累你。她回答：我又不是看中你的家庭！我不忍再听下去，转身离开。但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她红肿的双眼，我什么都明白了，昨日的坚决顷刻化为乌有。
我们缘分的确立是从等待父亲消息的焦虑中开始。在长达百天的日子里，北京没有父亲的任何信息。我白天念，夜里梦；我求苍天，拜菩萨。我就是想见父亲一面啊！1968年4月17日夜，我看见父亲向我缓缓走来。我呼唤着爸爸一路狂奔过去，父亲却不答话。他的脸苍白，头顶是稀疏的，两耳边却垂下长长的白发。我问爸爸你怎么啦？爸爸没有回答，渐退渐远消失在夜幕里。我猛然惊醒，原来是做了一个梦，成串的泪水挂满脸腮。
第二天一早，我惶恐不安地走进陈慧芳的家。我说了那个恶梦，说了我的预感。虽然一家人都劝慰我想开点，但我心不见有丝毫放松。过了3天，4月20号。一封发自北京的电报送到我手中，我拿起手在抖，我拆开时心在颤。电报上的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将我击倒：父亲于4月17日下午去世。4月17日，就是我晚上梦见父亲的那一天呀！父亲被绑架100多天，我们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等待的竟是这样悲痛的结果。经历这么大的家庭变故，我变得沉默寡言。没有什么事再让我胆战心惊；也没有什么事再让我激动盲从。
进入6月，我们规定的三年学期届满，毕业分配问题摆在面前。按照办学初的规定，我们应该分到上海的各个文艺团体充实编剧队伍。我很担心出现这种结果，让我整天强颜欢笑去歌功颂德，已经没有可能。还算幸运，主宰分配命运的上海三把手徐老三说，这批学员被封资修改造变质了，全部赶到工厂农村回炉。原来来自农村和工厂的人哪来哪去，十几个大学毕业生、部队复员的战士面临重新选择单位。我料定，我和陈慧芳两人不可能都留城市。所以刚讨论去向，我第一个报名去农村。谁知农村明确表态不接受。因为乡干部每月只有34元工资，我们的工资高过他们头儿，农村基层付不起。于是，我们都被分配进了工厂。陈慧芳分到上海航测仪器厂，我分到上海冶炼厂。
从1962年到1968年的六年间，我的命运已经三次拐弯了。1968年10月，我进了上海冶炼厂。头上戴着两顶帽子：“黑帮子女”和“臭老九”。冶炼厂除去钢和铁，生产铜、金、银、硅等几乎所有的有色稀有金属产品。我被分配到三车间的出铜班，生产岗位常年高温，冬天超过60摄氏度；厂房内弥漫酸性有害气体，腐蚀牙齿是小事，生癌几率特别高。劳动强度大，百斤重的铜阳极板每天要搬好几吨。吃苦我不怕，腻味的是天天一上班，就要听造反小队长训话。小队长姓冷，有点文化，铁青着脸连讽刺带挖苦的训斥。开头十天半个月我还忍着，后来按不住火了。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冷冷的扫一眼排好的队伍，要张嘴了。我突然站出队列朝他喊：你凭什么每天训人？蒋介石“反攻大陆”，老子上前线打仗，你他妈缩在哪儿？噼里啪啦吼一通，声音在厂房里震响。他张嘴在那儿发愣，半天说不出话，背过脸灰溜溜走了。这天起，我成了大中专学生中的核心。到工厂，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劳动，我认为是被整到最底层了，我现在就是个工人，没有可担心的；没有可害怕的；没有可顾忌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必须活得像个人样，活出人格尊严。
当兵时，我学会怎么与工农群众打交道。与工人师傅在一起，不用多久就打成一片。他们看我会“写东西”，经常找我帮忙。一位工友女朋友吹了，非让我代他写信“吹回来”。这还算是能勉强帮忙的，权当是写爱情戏里的唱词。但另一工友搞一个女工被捉，要他交待检查，也找我代笔。我说不写，他和他的几个兄弟硬拉我到一个师傅家里，坐下就上酒。三杯酒下肚，我豪气顿生，答应写了。不过没忘记警告：你小子再干这种丑事，拿茅台我也不管了。有个人干活时，喜欢东跑西颠，工人师傅很反感。我说我来治他。电解车间有个冷气屋，是工人休息室，室内有个分机电话。别人休息，他就打电话，电话多是出了名的。有天，他一离开车间，我将电话听筒放一边，然后大声叫他听电话。他气喘吁吁跑回来，电话里没有声音，又跑了。我如法炮制连叫他七次，折腾得他受不了，老实呆在那儿。师傅们看见他一副狼狈相，哈哈大笑觉得解气。
工人们说我讲义气，开始关照我。他们说，从来没有不到百斤重的人在出铜班干重活，你去要求干电工，我们也帮你说。车间管人事的副主任，叫王正书，安徽人。老母猪三个字咬不清，说成“捞母兹”，这就有了人人都叫的雅号。我说，“捞母兹”，把我调电工班吧，我身体扛不住了。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想一出是一出。电工关系车间生产安全，交给你能放心？我说那你以后犯生活错误别找我替你写检查。他说，让我求你想都别想。
但天下竟有那么巧的事！三车间的民兵连被推荐到市里参加先进评选，市里说材料写得单薄，退回重写。王正书是民兵连长，想荣誉想得闹心,不得不来找我。我说要我写也可以，有个条件你得答应。如果写好材料评上先进，就调我当电工。王正书连连说没问题，工友说不许赖账。奖状从市里捧回时，我领了电工服上班。我说是打胜了一个小小战役。
命运，我始终拆开来解。命和运，命是注定了的；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
（选载十）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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