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全球股市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波及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他就是王波明。
那时,王波明作为“第五代”交换留学生,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他的理想是建立中国证券市场。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这里悄然举行,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当时,王波明刚回国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
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
会上,张晓彬介绍了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框架。
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包括九大非银金融机构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的公司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并成立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这在当年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
而1989年的上海,正在策划浦东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时任市长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邀请。于是,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当年年底,“联办”开始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
王波明与高西庆等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中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综合《环球企业家》《南方人物周刊》 彭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