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演员梦

    ■曹雷

    如果我对人说，我的父亲——当过国文教师、做过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研究国学和历史相当有成就，在文坛上活跃了五十年的曹聚仁，曾经憧憬过成为一名演员，一定不会有人相信。

    以我这个从艺四十年的人的眼光来看，我父亲也确不是块演员的料：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槽。父亲一点也不具备演戏方面的天赋。可要是你当面对他这么说，他就会不服气地叫你去翻翻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上面记载过他如何导演熊佛西编剧的《一片爱国心》，由暨南大学教职员在安亭演出，演得如何成功；他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他还排演过抗战剧本《枯岭鬼屋》，写过一支由萧友梅谱曲的抗日歌：“枪，在我们的肩……”真的，尽管父亲当不了演员，但他真是醉心于戏剧艺术，这份痴迷，有时比我这个当演员的更甚。

    我五岁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被班级推选出来参加全校演讲比赛，讲稿是父亲为我捉刀的，题目就叫《我要当个演员》。稿子里有两句话，至今我还记得：“我要当一个演员，我要我哭，人也哭；我笑，人也笑……”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不是拿准了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员，但我回想起来，这篇讲稿倒是流露出他的一份遗憾——没能成为一个演员的遗憾。他希望女儿能弥补这份遗憾。

    父亲对我说起过爷爷，那是个思想开明，却又治家极严的农村学究，从来把看戏跟赌博相提并论，不许家人沾一点边。父亲一生未曾挨过赌桌的边，却在第一次偷偷看了戏后就迷上了戏剧，还一直崇拜那个《桃花扇》里写到过的明末泰州有名的说书人柳敬亭。

    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父亲穿上戎装，出入战场，做了战地记者。在写了大量战地通讯的同时，还写下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灯》，反映了一群青年人在抗战中的不同命运。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江西就曾想做一回柳敬亭，用说书形式讲他的小说《灯》。他计划得很好，每天先评说40分钟的抗战形势，下半场再说40分钟的小说。场子联系好了，海报都贴出去了，不料日本飞机一阵轰炸，把当地的发电厂炸毁了，他说书的计划也一齐给炸掉了。

    父亲倒并未气馁。战地采访，使他有机会去到东南沿海和内地的小城、农村，还到了与弋阳毗邻的上饶，到了南曲大剧作家汤若士的家乡江西临川，又在另一南曲剧作家蒋士铨家乡铅山住了些时日，去了徽剧和青阳腔的发源地皖南……所到之处，他必设法看戏，地方剧、采茶戏、木偶戏、草台班，什么都看。并非为了娱乐，而是悉心研究。

    也许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就离家去了香港，但“要当一个演员”的愿望，却在我心里扎得很深。终于在1957年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大学刚毕业，我就被导演找去拍片；第二年，又在电影《年青的一代》中扮演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儿林岚。影片拍成，在香港公映，父亲终于看到了我的戏。自他离开上海，至看到我拍的电影，已过去整整十六年。他又何尝不想我能跟他生活在一起，成名香港，走红海外！可正是我拍完《年青的一代》前后，有位在港台红了半边天的电影明星林黛自杀身亡了。林黛的父亲程思远先生也是我父亲的好友。林黛的不幸，使思远先生受到极大打击，我父亲也极为痛惜。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他再也没有提过要我去香港的愿望。但父亲自己对戏剧艺术的研究，始终未曾间断。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多次回到大陆，走访各地。无论到何处，他都不放过看戏的机会。他写下了各种剧评、观感、介绍，汇辑在他1960年出版的《人事新语》一书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父亲经历一场恶疾，总算浮过了生命海。他拖着衰弱的身体，面对病魔的威胁以及严峻的政治空气的压迫，多方求助，终于把几十年来对中国戏剧研究的点点滴滴汇总起来，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评述，并把二十多年来收集的剧照、相片、资料、图片共两千多幅，集成一本大书出版，书名《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这是他咬着牙，拼着最后一口气在临终前完成的大事。他在信中对我说：“雷雷，这是我为你做的一件大事。四十岁以后，你再看这本书，会明白我的用心。”

    四十岁以后的我转到幕后，干起了为外国电影译制配音这一行。但我仍是一个“我哭，人也哭；我笑，人也笑”的演员，哭笑的背后，学问深远，够我一辈子奋力而行。我明白父亲的用心。

    （选载一）

    （《老照片·我的父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