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将至

    ■张攻非

    上海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回到戏剧学院，学院成立了造反组织，第一批竖旗帜的多为舞台美术系的学生。舞美系教室是学校最东边的一幢灰色砖木小楼，造反组织取名“革命楼”。

    造反派动不动就在礼堂开批斗会。礼堂的最后一排坐着等待挨批的老师们。造反派在舞台上点名，点到的马上起立，从观众席过道急奔台上低头认罪。赵铭彝老师曾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他年纪大了，又瘦又小的身体还佝偻着腰。喊到他的名字时，他浑身抖动窜向过道，后面的造反派挥舞皮带像赶牲口似的呵呵叫着，竟引发全场的哄笑。这样的恶作剧也叫革命？我无法忍受下去，疾愤退出会场。道德层面上的厌恶和对文化革命不文化的不理解，驱使我准备离校出走串联。

    1966年11月初，我和戏曲学校7个学生组成一个小分队，计划沿公路从上海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当时全国已经掀起大串联的浪潮。大连学生徒步进京的“革命行动”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步行串联成了时髦。我们按照印好的地图计算行程，每天行军约80里。一路虽然辛苦磨练，但毕竟天上没有飞机，前面没有埋伏，后面没有追兵，“行军”艰苦而顺当快乐。走了50天，行程1800里，我们到南昌休整。元旦刚过，一场大雪封住了公路，上井岗山是不可能了。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1967年1月9日的早晨，宿营地的喇叭分贝特别地高，连续播放毛主席支持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革命造反组织的消息。我们这几个，毫不隐讳自己是保皇派的人，一下子惊呆了。惊呆的是我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革命大方向错了。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今天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陷入了理不清“理”的痛苦中。但我们还是一起做出决定，立即返回上海，修正思想的偏差。1月11日，火车一日千里行，去时走50天的路，随滚滚车轮，十几个小时“滚回上海”。

    我回到戏校，一进校门就被直接带进批斗会场。台上站立、低头、挂黑牌的有7个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马博敏是团委书记，站在第七的位置。第八的位置挨着了我。批判的原因很奇怪：戏剧学院派七个学生到戏校工作组，为什么胡野禽向文化局打报告单单要留你？所以我胸前黑牌上写的罪名是，胡野禽的忠实走狗。我被关了一夜，大概实在摊不出什么具体“罪行”，第二天被释放了。

    我的个性决定了我是时的角色。黑白突然的逆转，理性上弯子转过来了；感情的弯却怎么也难扭转，我当了“逍遥派”。虽然在当时看似权势压顶的造反派有层层组织，但人人都拿着“造反有理”的盾牌，谁也不服谁管，逍遥派活动的空间反而很大。我一人去过江宁路上的人民电器厂当搬运工，也与同学合作创作控诉恶霸地主的《收租院》剧本。胸中淤积的对造反派的不满，从唱词中宣泄出来。

    到了10月间，我无法逍遥下去了。学校三天两头播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接见红卫兵讲话的录音。一天，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郑公盾。郑公盾是我父亲几十年的朋友，“文革”前任《红旗》杂志编委。江青说，郑公盾是我们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副组长啦！仅隔几天，还是听录音讲话，还是江青宣布：郑公盾是美国特务，把他抓起来！

    郑叔叔的被捕入狱，引起我很大的不安。我担心父亲的处境了。

    11月，又听到两件让我震惊的事。一是孙起孟伯伯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二是阎宝航伯伯接着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他们都是长期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与我父亲是30年代起共同战斗的挚友。他们的遭遇，都关联当时很大声势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已由造反派夺权掌权。作为学生，我们当时看不到报纸，新闻来源就是听广播播送《文汇报》消息。广播的开头语千篇一律是“报告特大喜讯”，内容或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或是“阶级斗争的重大胜利”。因为心中沉积不安，广播一报开头语，我顿时心惊肉跳。一天，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广播了，内容规定了清理阶级队伍，划分历史反革命的标准。这个规定与我家有什么关系呢？

    抗日战争时期的“全国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副会长谷正纲是国民党要员，社会调查部部长。慰劳会人员都在社会调查部里支薪，我父亲是按社会部专员名义领薪。而公安六条规定，社会部专员按历史反革命论处。我一听就感觉要坏事，父亲要大祸临头了。但我猜想父亲不会像我这样慌乱，因为他非常清楚，对他的任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我去信问家里，妈妈说情况还正常，父亲每天照老样子上班。回过头去忆及当年，我们还真是心存侥幸，不知恶魔会突然而至。

    （选载九）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