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花糕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要算是旧历除夕了。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早几年，姐姐和二哥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岁多。大哥在外做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除夕之夜，先帮我的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祖母和父亲、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到了亥时正点，大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嫂嫂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个面团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鲜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关于嫂嫂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嫂嫂生成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盈盈笑意。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堂嫂“骂”了出来。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大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安姓的中医，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谁知我大哥遇到的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复的。父亲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最后，由于天气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不知为什么，吃起来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嫂嫂的归宿问题，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和母亲说，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由于早年丧痛，又兼过分劳累，听说她身体一直不好。一次，我回去探家，听母亲说，嫂嫂去世了。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了。

    （《我的三个弟弟 做大哥的人》王充闾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