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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攻非
从北京回舰后，我开始探索小剧本话剧的创作。对文艺的爱好并没有动摇我当好一个兵的信念，我仍然忠实地履行军人的职责。但文艺批判的浪潮已从1965年掀起，愈卷愈烈的排浪把我冲向文艺的彼岸。
1965年3月，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现在的编剧队伍都成了封、资、修，我们要培养工农兵自己的编剧队伍。9月，军舰刚刚护航回港靠上码头，我接到命令去支队司令部，支队政委肖世绪找我谈话。他默默看了我一会儿，叹一口气，对我说：“你是很有培养前途的军人，我们舍不得让你走。”他的声音低沉，却像一个闷雷在我耳旁轰响。脑子里顿时炸成一团乱麻，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明白了肖政委说的话。根据舰队政治部的决定，我被选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培养。我很抵触地说：想上大学，我就不会来当兵。但我一个小小战士，怎么能够改变组织通过的决定？我不得不怀着深深的依恋，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成都舰。
1965年10月15日，我到上海戏剧学院报到，生活掀开了完全陌生的一页。我们这个班是特殊建制，编制归上海文化局，戏剧学院属代培训，纳入戏剧文学系教学系统，名称是“上海戏曲编剧班”。班里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上海戏剧院团的编剧。他们讲述剧本主题贯穿、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的亲历说法，有培养学生的速成作用。速成教育的另一种方法，是让我们钻剧场，几乎每天晚上看戏。在部队看场戏是奢侈，现在变为一日三餐。
稳当的书桌安静了8个多月，桌脚发生晃动。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各地各文化院团按中央的统一部署，进驻了工作组。我们班都是调干生，自然成为工作组的选派人员，我和6个同学一起走进位于陕西南路文化广场的上海戏曲学校。戏校校长是俞振飞，副校长是言慧珠。工作组进驻时，他们已经“靠边”，主持工作的是党的书记胡野禽。我被分配到京剧班协助班主任杨震东做学生工作。
不几天，中央召开全会通过和公布关于“文化大革命”方针任务政策准则的16条决定。各院团都组织队伍游行到人民广场集会，用欢呼表达拥护。我是戏校队伍的组织者，提出要发挥戏曲艺术特色，组成六个方阵。前导是鲜花簇拥的致上海市委的信，文字由我执笔，表现坚决捍卫和贯彻“16条”的决心；一队是锣鼓队，表现人心震撼；二队是水旗队，表现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三队是武打队，表现阶级斗争的激烈现实；四队是红旗队，表现跟党走的一颗颗红心；五队是器乐队，表现高奏凱歌迎接胜利。这一支最引人注目的队伍，得到上海市委的表扬。我收获了内心喜悦和师生信任。
“16条”总的精神，我们当时的理解，是要在党领导下有序进行“文化大革命”。到了七八月间，蝉鸣不已，“八月天兵征腐恶”的呼叫伴随着压迫大地。悠忽儿，风声传来复旦大学成立了“孙悟空战斗队”的消息。“孙悟空”要大闹封资修堡垒。不几天，又有探报：“孙悟空”将在某日夜间，冲击上海戏曲学校。胡野禽召集领导班子与工作组联席会议，商讨对策。这位三野出身的老干部，显得焦虑又无奈。我提议，摆个空城计。学校全部撤空，让孙猴子找不到人；除传达室留一个门卫，整个学校留我看家。一人独挡的方案别无选择地通过，我又提出附加条件：伙房留三个人。有人不明白就里，我却笑而不答。
当晚，北边的教学大楼灯光全部熄灭，只有南面，办公室和练功房大楼门前两盏壁灯亮着，与沿街路灯相映。我坐在二楼办公室，透过玻璃窗，警惕地注视着大门。楼道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原来是学生团干部马博敏、王经博来与我共守阵地。晚上11点多钟，喧闹声骤起，几十人从复兴路弄口冲来，晃动学校的铁栅栏大门。我们立即迎上，请他们坐进学校教学演出的小剧场。我与他们对面坐着，我的背后，突然并排站立十几个戏校的学生，他们是埋伏起来保护学校的。
对话从我的提问开始：我们年轻人是不是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啊？回答是齐声一致。我以水兵的经历，讲述大海、风浪、军舰、海战……场内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对立情绪。于是转入正题，开始对“文艺黑线”认识的交流。午夜时分，我说同学们都饿了吧？上夜宵。伙房搬出热腾腾的馒头和酱菜，深夜两点和平结束了学校的第一轮冲击波。而馒头战术的故事，也迅即传开了。
9月，上海戏剧学院通知我们回校，回校的任务是集结北上，接受毛主席检阅。9月18日，毛主席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置身于广场的欢呼人群，谁也料想不到，他们的情意就要遭遇无情的一击。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在京借住的中央戏剧学院,教室里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一片，同学们还沉浸在见到毛主席的幸福喜悦之中。身穿黄色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箍的一队人突然闯入，勒令房间里的人排队报出身。确认为“黑五类”的被赶出教室，排成一溜长队押到操场。学校门口的街上，停着几辆卡车。红卫兵挥动手中的皮带，厉声喝斥：狗崽子上车，滚出北京去。我没有“黑五类”家庭的拖累，含泪送走同学，心中满是凄楚。这一出亲身经历的戏剧的悲壮，恐怕他们一生都忘记不了，甚至包括作为局外人的我。
（选载八）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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