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的日子

    ■张攻非

    我们的战斗岗位在舟山，舟山是我国最大的群岛。定海是舟山的首府，它的獭山码头，是东海最重要的军港。1963年10月13日，我们到达军港。军港的3号码头停着舰首白色数码“206”标记的战舰。这就是成都舰，我们生活战斗、相依为命的家到了。

    舰艇生活，每天有雷打不动的三段安排。一段是每天早晨和傍晚的两次清洁卫生扫除。1964年印度军舰的访问，印证了我们清洁卫生的高质量。百多名印度海军官兵登舰，个个戴着白手套。几个高大水兵一进门就分散四角，或掂脚或下蹲，白手套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们在摸灰。这个有失外交风度的举动让我有几丝不快，但摸擦挑剔的结果却让我感到骄傲。印度水兵带着无一丝尘染的白手套向我翘起拇指，称赞的表情洋溢脸上。

    另一段时间安排是军事技术训练。舰长安立群抓训练，带着一个“狠”字。他对我们潜校来的兵讲418潜艇沉没的教训，要求军事训练必须一丝不苟；他经常的教导是，练兵不精，战场等死。训练系统科目，他随时深入战位督阵检查。我是枪炮指挥仪兵，担任Y操作手。X和Y手根据雷达测出的目标距离方位，结合我舰的行进速度及气象海浪等数据计算，用经纬线聚焦一个射击点，火炮自动发射。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常常在夜黑月高、星光闪烁的时候，对着星星较准炮位。1964年10月，成都舰作为东海舰队唯一的代表，参加海军大比武。比武的科目是海上行进中射击活动靶。按照比武的要求，三门主炮同时射击，其中15发命中，即达到理论上的100%命中率，就可评为优胜。我们炮响弹落，45弹发发中靶，创下了战史纪录。观战的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肖劲光大将鼓掌叫好，我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此外,每天下午都安排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或者党团活动。学习主要是通读《毛泽东选集》《林彪文选》《雷锋日记》以及当代英雄事迹。通过学习，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融合交汇，凝聚成每个战士的坚定信仰。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破灭，我们日常主要任务是护渔护航。渔民在渔汛期间出海打鱼，只要是我们军舰在渔区范围内巡航，蒋介石的虾兵蟹将就不敢鼠窜骚扰。夏天护渔是极其艰苦的，主要是缺淡水和新鲜食品。护渔一般要20天，水柜储存的些许淡水，根本不经用。我们每天领到一茶缸水，洗漱饮用全部包括在内，洗澡洗衣是绝无可能的奢望。35℃的高温天，生活在炙烤的钢铁罐子里，整日大汗淋漓，只能用干毛巾擦擦；海魂衫湿透，吊在甲板帆布棚下吹干。干了，搓搓汗渍蒸发不掉的海盐，重新穿上身。出海携带的蔬菜鲜肉，基本上三天告罄。我们会在海上用节省的淡水与渔民换鱼、虾、蟹。海鲜的新鲜是城里人品尝不到的，但日日顿顿撒把盐蒸蒸煮煮的盘中餐，有谁还能品出鲜的美味？我实在感觉吃伤了，发誓到岸上再不吃鱼。就为一句承诺，别人是“年年有余”，我是几十年无鱼。

    海上最苦的滋味是晕船。常有人问我，在海上生活时间久了，是不是就不晕船了？绝大多数的水兵都会告诉你，那不是真的。舟山军港的海水是黄的，军舰以28节的航速（时速28海里约合52公里）向东行进2小时后，驶入蔚蓝的海面。到了这时，我们与深海见面，涌浪即使不大，也因条件反射，个个颠翻五脏六腑，呕吐得直不起腰。一般在三天之内，喝不进吃不下，因为人体的小脑平衡器官，对大海的翻腾有个适应过程。海军的一个工作组到舰上调查，听说95%的人都晕船，下了结论：这支部队缺乏战斗力。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看到调查报告，勃然大怒，下令调查人员跟水兵出海去。在大风大浪的深海上，战斗警报一响，他们亲眼见到水兵猛然跃起冲向战位，自己却爬不起来，说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而我从中得到的教益是：生命是过程，精神是主宰。

    护航随时都要做好战斗准备。直接驶往海战区域参与海战的经历，我记忆中有三次。两次是在福建海面，一次围抓“满清盛”蒋匪特务船；一次参加“八·六”崇武海战。印象如刀刻般深刻的是经历“周鸿庆事件”。1964年10月，访问日本的一个中国纺织代表团翻译周鸿庆叛逃，潜入苏联驻日使馆。这引起了一连串的国际纷争。蒋家集团掺杂其中，派人策反周鸿庆去台湾。经过我国及在日华侨两个多月的斗争，日本政府决定派船送周鸿庆归国。蒋介石策反失败恼羞成怒，出动四条军舰北上拦船截人。我们的作战任务是，海上阻击，绝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四条新型护卫舰紧急出动，航线向北，在济州岛海域设伏。成都舰担任旗舰，海军副司令周仁杰指挥。此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大浪高，舰艇横向摇摆幅度达33.5。舰员中的绝大多数，几天是只吐不吃。人的精神真是奇特，风浪中头晕胃翻的水兵，一听战斗警报，立时跃起，如蛟龙出海奔向战位；嘀嘀嘀三声战斗警报一解除，我们指挥仪舱位六个人一起抢桶呕吐。

    蒋介石的几条破船不敢面对面与我威猛战舰交锋，开出台湾海峡又转舵逃了回去。

    （选载六）

    （《命运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