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之无甚高论

　　■莫言

　　拙作《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十分高兴。

　　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神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视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

　　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的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无趣而多才。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

　　其实我与汪先生并没太多的交往，见过数次，历历在目。一次是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听汪先生讲课。讲课开始，汪先生先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然后从他家乡集镇上米店、炭铺、中药房大门上的对联讲起，油盐酱醋，喝酒饮茶，全是日常生活，一字没提《受戒》。

　　第二次是拙作《透明的红萝卜》在华侨大厦召开研讨会，他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冯牧先生说：“连汪先生都来了啊。”第三次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拙作《丰乳肥臀》，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汪先生是评委，出席了仪式。席间，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之后在另一个活动上，又见过一次。散会之后，他在那些履行完使命的花篮前专注地挑拣着花朵，几位女子帮他挑选。这情景鲜明地烙印在我脑海，以至于每当提起他，便想起他挑选鲜花时的神态。

　　谈到自己的小说，就想起汪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几十年来，我一直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汪先生只是在谦虚，今日上“百度”一查，才知道此句还有提醒他人讲实际问题，不要空发议论的意思，而这意思，无论是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意思。

　　那天，在军艺的课堂上，汪先生讲没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传授给他的小说秘诀——贴着人物写——我确实记不清楚了，但经汪先生传播之后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茬作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吾生也晚，无缘聆听沈先生讲课，猜想中，他讲课的风格，应该与他的高足汪先生相似吧？——他们都是沉静敦厚但又内蕴灵光的人，也都是笔下滔滔但又不善言谈之人，更相似的一点，他们都“但开风气不为师”。那些自以为开了风气，插旗招徒，啸聚江湖的人，大多是无甚建树者，而如沈先生汪先生，却是在谦虚中引领了风骚。  

　　（《今晚报》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