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香港之行

    1984年底，我接到春霖舅舅的来信，他邀请我去香港与他会面。等办好手续已是1985年的春天了，过了春节，我交代了工作，就向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进发。

    那时候从老家出去，交通极不方便，要从平阳到温州，从温州到金华，再从金华坐火车经广州到达深圳。到深圳已是第二天的深夜了，但那儿仍然灯火通明，大街上到处是沙石、脚手架，到处是搅拌机在隆隆作响。当时媒体在宣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当身临其境时，见到的果然是一派只争朝夕的繁忙、热闹而乱糟糟的景象。

    坐上从罗湖到九龙的火车，途经新界（那儿也有许多拥挤、破烂的蓬屋，可见这里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人间天堂），很快就到达香港。按照舅舅事先约定的地址，我在旺角站下了车，找到了花园街29号，入住一座大厦里的豪庭式旅馆。老板名叫黄作民，温州人，来港多年，拥有第五、第七两层房产，各有100余平方。我住在第七层，那个层面大约有七、八个客房。我住的是单人间，连伙食100港元一天。也有双人间和四人间（双人铺），每铺20至50元不等。服务员由老板娘兼任，电话和卫生间公用。这里最先让我吃惊的是煤气热水器，那时我从未见过这玩艺儿。老板娘告诉我说，要洗澡只要把它打开就行，还说了一些颇为“复杂”的操作程序。但我不敢动手打，因为没用过，所以不放心，以致住了二十几天只洗过两次澡。我总是不理解，也有点不相信，这一点点大的火苗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把大锅的水加热？家里要烧一锅水那要费很多时间和一大捆柴草呢，而且好几个按纽要动起来还真有点复杂。

    中餐和晚餐和黄先生全家一起吃。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聊天，每次聊天总是离不开“赛马”这一主题。时间久了，我也知道了个ABC。

    头几天，我就在旅馆的周边串街走巷，发现这里到处有令我感到新奇的东西。包括可任意取用、印刷精美的免费宣传品（为什么不卖钱？），街头硕大无比的广告牌（怎么全没政治口号？），到处是银行、储蓄所（比公共厕所还多），购物、买菜用一次性的包装袋（用了就扔，太可惜了），还有让我看不懂的“自动柜员机”（机器算账算错了怎么办？），特别令我匪夷所思的是所谓“超市”，在那儿购物的人们，从应有尽有的货架上只管拿了往推车里扔，好像都不必花钱一样……这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在今天的温州，连偏僻的山村都不稀罕，但在三十余年前的那时，确实令我惊讶不已。

    接下来的两天，我看了几场电影。香港的电影票很贵，晚场要50港元一张（合人民币15元，这是我近半个月的工资，而老家是5分钱一张），但在白天就便宜多了，才10港元一张。早场的电影放的是第二轮、第三轮的老片，其实这些影片对我来说都是新片，所以每天上午没别的事，我就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

    八十年代初期，看电影是当时内地群众的重要文化生活，所以逢有新影片上演，买票的人那真叫个人山人海，有时还需要开后门，因此电影院的售票员也就成了一个十分“吃香”的职业。我有个同事因为有“关系”而从教师岗位转为售票员，这让大家羡慕不已。但香港电影院的生意却并不怎么样。

    第一天我去买票时，发现影院前面门可罗雀，墙上的电影海报只有主创人员的名单和影片中的代表性画面，并不详细介绍故事情节，且多张连续张贴。到了售票窗口，里头递出一张坐位表，要我在上面勾出希望得到的位置。一走进放映厅，与我们老家拥挤的场面不同，发现宽敞的大厅里只有十来个观众稀稀拉拉地坐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的另类影片，后来我还看过几部古装片，这些影片具有较多的娱乐性和观赏性，给了我在大陆片里无法获得的别样感受。

    后来我把这种感受，以系列短文的形式，在温州的报纸上连续发表。

    （《都过去了》詹振权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