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深层意义

    众所周知，五千年中华文明，并非是在单一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原定居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很多时期，如南北朝、晚唐、五代、蒙元和清朝，实际上是草原游牧文明压倒了中原定居文明，北方征服者入主中原并变身为中华正朔。

    但历史见证，虽然每一次都是草原征服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文化上又反被中原文明所征服，并逐渐消融到了“中华民族”这个大集体当中。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中原文化柔弱胜刚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战国和秦汉几百年为中原文明打下了一个强者文化的坚实基础。

    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大改革之后，完胜匈奴，“驱敌千里”。秦始皇时期的蒙恬、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也取得过更大的反击匈奴胜利。这些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普遍来讲，游牧文明战胜定居文明是铁律，少有例外，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也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北方游牧文明进入强盛期并南下扩张时，没有哪个定居文明能够阻挡得住，结果注定都是被征服、被占领，甚至被同化。

    在这样一个文明历史的比较中再看商鞅和大秦，正是秦国，这个僻在雍州、长期杂处于戎狄之间的边陲国家，在战国七雄中，它既承继了定居文明的典章制度，又保持了草原文明的洪荒野性，既发挥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又获得了草原文明的军事力，先天地具有混合文明的优势。而商鞅的“农战”国策不是别的，正是让农业定居文明拥有一流战争能力、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与军事力整合在一起、使之能够抵御乃至胜过草原文明的不二路径。

    自秦国商鞅变法开始、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两种文明冲突不断，迭有攻防，互有胜败，但最终是中原定居文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解放日报》6.2 文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