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病毒大本营”里的故事

    从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看看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到底是什么样。

    机会终于来了。  

    2003年6月19日上午，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三楼，右拐，向前十几步。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就在这房间内，丁丽新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丁丽新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那天是3月11日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

    女检验师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我可能回不来了。”“暂时吧？”“不，也许是永远……”“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当然。”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进行冻融。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没有什么防护服，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实验做完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鼻子和嘴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哗哗而下……”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所长沉默了一会：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丈夫天天给我打电话，每一次电话总是打得特别长，他是在监听我咳不咳嗽。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副所长刘海林和沈壮主任，他们俩天天专门过来陪我一起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他们其实比我更清楚这种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沈壮说，丽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献给你。我听了沈壮的话，忍不住泪水汪汪。从北京出现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两个来月时间内，沈壮几乎接触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现场。他的体内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运气好，自身免疫力强。还有小林博士，他跟我在一起时连口罩都不戴。我说你别这样，如果我传染给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长缨是全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位招聘的‘海归’高材生。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丁姐你是美丽女神，一切魔鬼见了你都会吓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点事，那我们都会毫不留恋地跟着你走……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他们的行动给了我无比力量。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4月下旬，他们从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我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击败了另一个SARS病毒！”  

    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这为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74岁高龄的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在抢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时不幸感染，像他这样高龄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康复血清治疗，要想逃脱死神几乎是天方夜谭。

    丁丽新告诉我，从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至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学与病源学实验，细胞培养数百次。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我们这位美丽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检验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SARS病毒先后进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斗！

    （《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何建明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