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当兵

    ■张攻非

    谁都不情愿参与的人为的教改，寿期仅几个月。想闹腾的人还有，但当更大问题摆在社会面前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偃旗息鼓。1960年，自然灾害降临了。

    首先是师生食堂发生了变化。主食白面馒头不见了，玉米面窝头成为稀客，粗糙难咽的黑面窝头是餐桌的主角。北京1960年的春天，满大街的榆树上长的榆树叶，家家户户去采摘。学校食堂菜盆里的榆钱儿，都是发动群众摇树竿挑的战利品。那年头，面临食不果腹以及苏修切断援助、美帝封锁造成的巨大困境，从小孩到大人到老人，没听见叫苦的。为国分忧，共渡难关是所有人气壮山河的决心。

    随着困难的加深，社会开始粮食定量。我们讨论标准时，个个争先恐后斤斤计较要求降低。最后自己制定了每月27斤的限度。学校传达中央领导的意见：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定量不能太低，中央要求给每人每月定量34斤。

    我父亲在自然灾害时期，发有一张乙级供应证。每月有5斤油、5斤肉、10斤黄豆，另有一条烟一瓶酒，可到专店购买。我小学就会喝酒了。10岁时，父亲带我到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的阎宝航家。吃饭的时候，阎伯伯让在我餐具前放个酒杯。父亲说，他还小，不会喝酒。阎伯伯拦住父亲撤杯的手，拿起茅台酒瓶给我倒个满杯。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记载着阎宝航传奇的英雄业绩。希特勒进攻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都是他最先获得情报报告了斯大林和罗斯福。而他更大的贡献是，雅尔塔会议决定二战最后一仗，由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关东军有百万之众，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侵占东北14年，修筑了极坚固的防御工事。阎伯伯竟然获取到关东军的详尽布防图纸，使苏军在一周内摧枯拉朽全歼日军，避免了反法西斯阵营的重大牺牲。与英雄喝酒是多大的荣耀？我站起身举起杯一饮而尽。阎伯伯高兴了，又同我连干两杯。

    平日里，父亲补贴的食品，母亲对孩子严格把控，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学校搭伙，只有周日晚一顿，可以回家沾光。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也是我们家孩子的开心日子。大会规定，委员每餐可以带一个孩子入座。有天我随父亲走进民族饭店，同桌有白杨和秦怡。她们看我一口口连连吃尽分餐小盘里的5个肉包，起身又把自己盘里的包子夹给我。

    饿肚子让政治运动消停了，学校回到教学的正常氛围中。到了1962年4月间，平静的校园忽然又鼓荡起热情，激昂的号角吹响了。

    报纸、广播连续发表新华社消息，报道蒋介石妄想“反攻大陆”。蒋介石龟缩到台湾后，亡我之心不死。我们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他们认为是到了“民不聊生”的绝境。在台湾海峡那一边，集结了40万军队，“反攻”叫喊甚嚣尘上。师大附中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革命先烈赵世炎、李硕勋（李鹏的生父）等是我们崇敬的校友，很多同学的长辈更是从打蒋介石的战争硝烟中走出来，我们天然地密切关注形势的每一步发展。

    4月中的一天，一个消息瞬间传遍校园，学校要征兵了。我们正是在高考复习阶段，虽然关注形势，但是觉得战事离我们很远。实行多年义务兵役制度，从来没有在高中学生里招兵。高中征兵的消息，一下把前线与我们拉得很近。我想起出生以后经历的一幕幕，思考几个月没能明确的高考方向突然间清晰了:我要报名参军，上前线打蒋介石!

    报名之后，等待体检。陆军体检合格，让我好兴奋。又过一周，征兵部门通知我再次体检，是参加海军潜艇兵的体检。周身从外型到五脏检查，过一道又一道关口。每过一道关，我都会问医生，合格吗？听医生回答说行，心里的喜悦一分一分增加。最后量身高体重，身高1.69米，通过；量到体重，卡壳了。体重标准是100斤，我却很瘦，磅秤指针走到99，脚上再怎么使劲，它也不动了。医生轻轻摇头说，下来吧，脸上露出遗憾。我急了，拉住医生说家庭，说志愿，真切的哀求似乎打动了医生和带兵的海军军官。他们交换眼色，然后说，没吃早饭吧，吃完再说。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拼劲吃了两份烧饼油条。返回磅秤，竟达到102斤，体检通过了。体检医生说：入伍体检标准国家划为五类，一类是歼击机飞行员；二类是潜水艇舰员（包括潜水员）。以下是轰炸机驾驶员、装甲兵和步兵。我一直以达标国家二类身体而骄傲。

    政审很顺利，6月2日，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香炉营六条甲14号我家的红漆门上，挂起“光荣军属”的牌子。6月20日，我领到日思夜盼的海军军服。回家赶紧换装，神气活现地上街先兜一圈。放学回家的孩子看到我，几步远就停下行少先队礼，高声呼叫解放军叔叔好；正在淘古董的和卖古董的停下买卖向我招手致敬；身边路过的老人笑呵呵拍我的肩膀连声说好。我兴奋，我自豪，我光荣，我骄傲，因为我是一个兵。

    （选载四）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