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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高校录取。40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走出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80个年轻人，从工厂车间、农村田埂、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住进37号楼。他们中有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年纪最大的已经31岁，最小的18岁。
“大家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陕西农村娃林双林（现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说，那会儿走路、吃饭排队、坐公交车，都拿着单词本，连着三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一位同学回忆说，大家都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
给他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陈岱孙等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和萧灼基当时还是讲师。老师们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问题，经常争到面红耳赤。“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海闻（现任北大校委会副主任）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场讲座印象深刻，“孙冶方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如何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他想到了“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落后的经济，“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封建残余”。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课堂上，厉以宁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是和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感受着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冲击。
何小锋（现为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听完一场讲座后，发现老师讲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随即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观点引发争议。直到毕业典礼，一位老师说，个别学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气氛有些尴尬，厉以宁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何小锋后来回到北大经济系任教，又谈及这段往事，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如今，第三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初，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经济学刊物，叫《学友》。陶海粟（现为摩科瑞能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在博客里回忆说，当年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上发稿——丘小雄（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谈对“思想解放”的思考，还有同学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看法。
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晚，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再扳回三局，最终赢了韩国男排，获得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火把喊口号，有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海闻说：“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心也比较散，这个口号把大家凝聚起来了。”
77、78级现象
毕业后，海闻和林双林去了美国，易纲大三就去了美国；何小锋、刘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留校读研；潘慕平（原北大金融家俱乐部主席）被分配到上海一家报社；陶海粟、张晓强（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丘小雄、毕井泉（现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石小敏（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同学则进入了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
去美国前，林双林去拜访了恩师陈岱孙。老先生总是讲到自己20世纪20年代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说当时最怕当亡国奴。林双林听懂了老师的意思，赶忙表示，学生一定早日学成归国。
1995年3月10日，海闻、易纲、林毅夫、张维迎共同发起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该中心后来发展成为高端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为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今年3月，海闻把北大汇丰商学院开到了英国牛津郡。林双林近些年帮助财政部做医改、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曾把77、78级大学生取得的成就称为“77、78级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曾撰文说，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刘海峰说。
（《新京报》5.14 张维 张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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