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高中毕业,随后便选择上山下乡,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第一年在林业队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被大队抽调打杂,从写大批判稿、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几乎都做过。第二年秋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去比较贫困的第11生产小队蹲点,那年我19岁,天天和农民同劳动,还要管理133口人。
1977年秋恢复高考,几乎所有知青都回了城。而我那时已是生产队小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全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那腔“革命热情”堵在胸中,几天没缓过劲来,更有些“骑虎难下”。在报名当晚,我召集队委,告诉他们,我不回去。我开始给自己派活,先是负责看管村边田头的鸡鸭,到11月,负责看仓库。每天晚上,我将一张大桌抵在仓库门口,盯着场上的稻谷,然后铺开书本纸张,点上煤油灯,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仓库南边是打谷场,原是一片坟地。每到深夜,嗖嗖的北风吹打着坟地里的灌木飒飒作响,那景象真称得上是“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每夜我一口气看上12个小时的书。现在想想,真应该感谢那段时间能集中精力学习。
初试是在公社的中学里考的。考完后,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书记回来很高兴,因为我们大队初试有三个人通过,这在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里算名列前茅。初试之后,大概又过了近一个月,复试开始了。那年只考4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记得第一门数学我有一题半没有做出来,其他都做对了。心想没什么悬念了(肯定能考上)。哪知1978年元旦,我在押粮的路上赶上一场车祸。那天异常的冷,拖拉机手打哆嗦,车拐弯时翻了,我和农友从粮垛上被抛了出去,头皮被擦掉一块。以致不久在县里医院体检时,我怕要查脑震荡留下后遗症,只能说生了疥疮。
考试结束后,我还在队里劳动了两个月,直到拿到江苏新医学院医疗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全公社500多人报考,只有4个人录取。后来,等我们走了以后据说77级扩招,又有几个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上专科。临走的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送了我8里路。我一路和农民走着,除了神志还算清醒,那心里的高兴真和范进中举一般。
我真正进校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978年春天。我记得清楚,报到的那天是3月5日,而我在前两天刚刚过了21岁的生日。
40年过去了,当时77级里的老大哥们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时20岁左右的小弟弟们也年逾花甲。感谢我们的时代和历时40载的变革,它让中国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有了全新的人生和意义非凡的生活。今天,我们称颂1978年,不仅在于那一年我们自己的命运有了改变,也在于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迈向进步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滞。
(澎湃新闻5.21 周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