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的东北大学师生

    日本关东军一个晚上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沈阳，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变呢？事变的第二天早上，校园里就乱套了。学生没有人组织，只好各自纷纷逃命。当时家住在沈阳市内的学生，悄悄绕道溜回家去，可苦了外地的学生，特别是住在哈大线上的，不敢乘坐日本人的火车，只好三人一群，两人一伙，随着大批逃难的人流，盲目逃跑。一开始，奔法库县往北跑，但跑出不远，突然从高粱地里蹿出一伙劫道的强盗。跑在前边的学生被抢个精光，后边的马上往回跑。由于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跑到沈阳驻军营房附近，只见烟火冲天，军队早已撤走，只留几个看房喂马的人。

    经济系学生张霁野经过南满铁路桥洞和小西边门，摸回到家里：

    敲了两下家门，伯母出来问一声，急忙把门打开。看见我，她高兴了，妈妈像我离家了很长时间似的盼着我。走进屋里，佛爷前的香炉里点着香火。看见这个情景，我明白了她们祈祷佛爷保佑我平安回来。这一闪念把我引得很远，她们为我祈祷。有谁知道还有多少母亲在为自己的孩子祈祷啊！

    晚饭后我躺在炕上。与其说是有些累，不如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滋味。展现在眼前的是亡国奴的生活——十家一把菜刀，夜里不许关门。

    伯父每天回来都讲些街上情况和听到的日本兵的暴行，“皇姑屯每天都有火车开往关内”。听到这句话，我考虑离开沈阳了。当然，这要和妈妈商量，可以想象，丈夫死去十几年，在兵荒马乱的时刻让自己辛辛苦苦抚养快要成人的孩子离开自己，将是怎样的心情和滋味啊！然而，当我提出这个想法后，妈妈沉思一下很快就同意了，说：“去闯吧，如果能待下去让你弟弟也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妈妈不仅未加阻拦，而且连犹豫踌躇的样子也没有。她那样爽快、果断，像小时候上街鼓励我向生人问路一样。

    徐景明所在俄文系同班的五六名男生，为了相互照应、壮胆，始终结成一伙，抱成一团，但辨不清方向，一会儿向东跑，一会儿向西跑，没有定向目标。后来有个人说：“我们逃到北平吧！”可当时的沈阳火车站（今北站）早已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只好奔皇姑屯车站。

    跑到皇姑屯车站，看到站上人山人海，都不要命地抢着上车，但车上早已超员。徐景明回忆说：

    正为难时，又听说另外有个火车站，说是要花钱买票才让上车。来了个铁路员工打扮的人，手中拿着自己做的简易车票，票面上只印有“皇姑屯至北平”的字样，每张票售价二十元。我们几个人一起凑钱买了票，都很庆幸，拿着“车票”上了车。可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花钱“买票”受了骗，我们所上的“火车”，没有火车头，是开不走的废车。

    后来，看见相邻的客车上往上坐人了，才半信半疑地转移到那个车厢里。在车厢里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把每个难民手中的包袱都给挑开了。

    火车南进，中途停车时，车厢里有一名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大便。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前，这个妇女刚把孩子伸到窗外，车突然开动了，那妇女手中的孩子突然掉到窗外不见了。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妈揪头发，捶胸大哭……接着，有人发现车窗外面，有血水自上流下来。原来外面车顶上也有难民挤坐，车过隧洞时，头被撞伤而流血了。

    法学院赵鸿翥教授后来回忆从沈阳到北平的这段历程时，这样描述：

    大部师生见敌寇无退意，乃……集团乘北宁路专车西上，仓促就道，校中印信档卷，以及公私图书衣物，均未及运出，全部损失，不可估计。车行三日始抵北平，师生中多囊空如洗，沿站乞食，有忍饥数日而未得一饱者，其颠沛情况实难罄述。

    中文系刘永济教授带着妻女搭乘难民车撤入关内时：

    火车走走停停，沿途只见逃难的群众和一簇簇士兵。火车摇晃了三天三夜，我们只能吞咽一点点干粮，口渴难慰，在一次火车停车时，正好有一批士兵烧了一大锅洗澡水，车上的人便一拥而下，将这锅未开的水，抢得干干净净。

    （《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张在军著 九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