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队香港奋战记

    抗战期间，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地区展开卓有成效的斗争，正如其宣言里所总结的：“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学历高得惊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仅用17天便占领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其实，早在日军动手前，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名东江纵队）便将敌军情报通知港英当局，但未受重视。日军进攻香港时，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有一次，游击队员曾方在夜里发现前面有黑影，误以为是英军丢掉的物资，他准备一脚踢开，不料踢到的是躺在地上休息的日军，好在曾方出枪快，顺手击毙敌人，迅速撤离。

    1942年2月，港九大队成立。这支武装平均学历高，从领导到基层战士都不乏高材生，像东江纵队敌工科副科长林展便是香港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学霸”。

    当年，广大香港渔民遭受残酷压榨，由于日军大搞物资限量配给，渔民每天仅能获得0.5公斤口粮，海上作业所需的煤油，日配给量也仅有1.5公斤。渔民还饱受鱼栏主的欺压，他们逼迫渔民借高利贷，不准渔民女眷上岸，甚至还享受对渔女的所谓“初夜权”。对此，港九大队一方面组织渔民合作社，用鲜鱼到内地换购粮食煤油，另一方面发动“渔民协会”与封建鱼栏主进行斗争。同时，港九大队的“秀才”们还在渔船上开办学校，教授渔民读书。

    神出鬼没的“老友”

    沦陷时期，最让香港百姓高兴的事，是隔三差五看到港九大队在交通要道甚至军警单位门口张贴抗日传单《地下火》。许多老香港人至今都记得当年“老友（游）神出鬼没”的情景。这些“老友”里，女英雄方兰可谓大名鼎鼎。1943年秋，方兰从东莞来到港九大队，担任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香港百姓称方兰为“方姑”，她领导的武装最擅长攻心战和破袭战，任敌人围困万千重，却照样来去自由。

    1944年3月，日军展开新界大扫荡，游击队针锋相对地发起“四月大行动”，方兰领导市区队相继在油麻地、太古船厂、红磡等地张贴宣传品，她还安排潜伏日伪机关的队员梁福炸掉日军九龙宪兵队队部附近的四号铁桥。

    和市区队一样，港九大队的短枪队也令敌人闻风丧胆。1943年，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刘锦进）带领短枪队乘夜突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后来又处决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日本宪兵雇用的汉奸翻译。4月，刘黑仔在市区发传单，宣布将攻打日军“南支”派遣司令部，吓得敌人慌忙抽回扫荡兵力，只能困守自保。

    至于海上，主要由渔民组成的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更是威风八面。截至1944年，海上中队歼灭日伪军近两百人，他们还将火炮架在渔船上，对日军阵地实施袭扰炮击。

    争夺“飞虎队员”

    1944年2月11日，被誉为“飞虎队”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空袭香港启德机场，美国飞行员唐纳德·科尔的座机被击中，他被迫在香港观音山九龙坳上空跳伞，日军出动上千兵力搜山。科尔回忆，当自己听到日军嚎叫时，一名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眼前，拉起他的右手将他引向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

    随后在市区队、短枪队和海上中队的共同努力下，科尔不但在敌人眼皮底下养好了伤，还顺利地回到后方。科尔回忆，养伤期间，小战士陈勋陪自己藏在炭窑里，陈勋用身上仅有的五毛日本军票，买来一块糖送给科尔，而他始终将这块饱含中国人民感情的糖果带在身边。当科尔乘船前往大后方时，港九大队特意准备了一艘装满炸药的帆船掩护，目的是遇到日军拦截时直接冲上去与敌同归于尽，以保护科尔脱险。最终，科尔成功回到桂林基地。

    在了解港九大队后，盟军主动与之接洽，商讨联合作战问题。由于香港独特的地位，港九大队设有由黄作梅担任组长的国际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营救被日军扣押的盟军人员，向盟军报告香港的各种情报。实际上，第14航空队对香港轰炸所需的各种情报支持都是由港九大队提供的。

    港九大队成立三年多里，粉碎日军10余次大扫荡。从草创时期的上百人发展成800余人的抗日劲旅。同时，港九大队也是共产党抗日武装中最擅长城市游击战的部队，其市区中队拥有来自香港各界的300多名战士，甚至有人渗透进日本宪兵总队特高课。

    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仪式，纪念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烈士，记录115名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阵亡烈士姓名的战士名册被放入香港大会堂的纪念龛内，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以广泛追认的方式，表彰了为保卫香港而浴血奋战的近千名游击英雄。

    (《新民晚报》5.14 白孟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