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中的童年

    张攻非，一个“有故事”也很会讲故事的老报人，曾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其纪实作品《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记述了他对“命运”的独到见解，也是他一生行止的生动写照。                                           

    ——编者

    ■张攻非

    1942年8月31日，我出生在重庆。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从孕育我生命的那一天开始，就历经日机的狂轰滥炸。我98岁的母亲每忆及护着腹中胎儿的我躲防空洞的情景，至今语气急促。

    我出生前后，父母亲借住在阎宝航家里。阎宝航的家，周恩来命名并亲笔题写的《阎家老店》，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秘密据点。

    我出生在子时。深夜，父亲在空袭昏暗的灯光下，为我起名。手边有一本词典，他随心地打开,目光骤然聚焦在墨子“非攻”的词条上。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最惨烈的时刻，怎么能非攻？父亲凝神提笔，写下“攻非”二字。

    我三岁前，可能是生活条件太艰苦，身体孱弱多病，连医生都说“这孩子养不大”。有天，一个道士路过家门。听见我的哭声，不请自进。他说这孩子命大，病不久见好。他在我左手掌拇指处捏脊，挤出浓浓的黏液。说也奇怪，不到半年间，我的病痊愈了。那时，中国响起了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我的记忆伴随着大人们的欢跳和街上不停跃动的狮子舞启幕了。

    1943年12月，大妹出生了，取名张明非；1945年，弟弟出生，取名张问非。姓名难道真的是生命象征符号？问非是聋哑人，“非”被质问而哑口无言。家中人口多了，我们搬到市中心附近的督邮街。重庆是座山城，从家往上走，是市中心精神堡垒（后更名解放碑）；往下走，是嘉陵江畔。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像放养的鸡雏，上坡下坡奔跑玩耍。我在玩乐中哪里会知道，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抗战胜利后，大搞白色恐怖,已经布下疯狂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网，这张网正向我家一步步逼进。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在父亲百年诞辰时写就，2010年发表在京刊《人物》上，题为《我父亲张知辛和<人物杂志>》，文中有概要的描述，选摘如下：

    我父亲张知辛于1946年1月创办《人物杂志》，1949年4月，出版三年四个月的杂志在国民党反动重压下被迫停刊。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经军管会批准复刊出版。1951年，父亲因奉调北京工作，《人物杂志》出版几期后自然停办。前后五年多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息一段，但这段时间的跨度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父亲为什么要在1946年中国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核心地重庆，办一本进步刊物呢？这与他之前的经历紧密关联。

    父亲在重庆的工作，受中共南方局领导。重庆谈判失败，父亲在宴别即将转赴解放区的郭沫若时，提出想去延安的意愿。周恩来知道后，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坚持在国统区工作。父亲认识到，完成周恩来的嘱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影响各阶层的人士投入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去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他缜密思考，决定以唐太宗的“以人为镜可以正得失”的名言为办刊宗旨，借古喻今，唤起警悟。

    共同参与筹办刊物的只有四人。另三人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支宣委蒋一苇（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高明医生（1948年牺牲于渣滓洞中美特务合作所）、历史学家陈伟芳（解放后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他们都是与父亲长期相知、志同道合的战友。

    经过将近半年的筹备，《人物杂志》于1946年1月创刊。父亲撰稿的创刊词强调了办刊的三个目的：“我们这个杂志，必须以科学的、客观的、批判的态度，使读者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是一。对于现代的人物介绍，使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去正确了解一些事实，正确的认识这些人物。这是二。从过去到现在，为着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物介绍，对于目前中国正在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们，相信是可能给他们以鼓励和勇气的。也必然为一些彷徨中的青年，指出一条正确的、奋斗的道路。这是三。”《人物杂志》的进步性、斗争性、真实性和贴近性，天然地拉近了与作者、读者的距离。一大批著名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主动为杂志写稿且声言不要稿费，作者有：周恩来、郭沫若、王芸生、周谷城、邓民、吴晗、朱自清、高士其、华罗庚、郑公盾等。

    那时办刊，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经费的正常来源。筹办费用只有父母亲在慰劳会的遣散费，出版后的开销主要依靠读者订阅的收入。父亲办刊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订价绝不能超过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杂志社每每是入不敷出，开支省之又省。没钱雇员工，我母亲和亲朋好友均参与邮发并兼顾日常行政事务。那时我家有七口人，每天吃的都是菜泡饭。比这更严重的态势是杂志社遭遇的政治上越来越大的压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腹地，出现一家进步刊物唱对台戏，这引发了反动派的仇视与报复，监管严查是家常便饭。

    我们那时住在重庆的督邮街，巷口邻居都知道特务天天在我家周围盯梢，他们经常悄悄地告诉我母亲：“门外有狗”。我们小时候，就经历过几次特务军警牵着狼狗半夜查抄。随着解放战场的节节胜利，敌人的迫害也步步进逼。先是蒋一苇奉地下党之命转移香港；接着是高明医生被中美特务合作所逮捕抓进渣滓洞集中营严刑拷打。特务问他《人物杂志》是不是共产党办的？张知辛是不是共产党？他未吐一字。牺牲时年仅三十几岁。

    在这严重的危机关头，蒋一苇根据党的指示，要父亲立即撤离重庆，转道香港。但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刻临头，顾及还有一期刊物将付印，坚持不走。直到有天深夜，在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任少将高参的朋友金戈急急赶到我们家中，说父亲的名字已经列入明天抓捕的黑名单了，父亲才连夜去四川乡下躲避。《人物杂志》就此休刊。很显然，如果没有金戈报信，我们一家可能早已死于非命。

    （选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