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名流日记

    近代以来，名流日记纷纷面世，例如《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吴宓日记》。但这些日记鲜有完璧。究其原因，日记的内容太过敏感。一方面，作者有意避祸，于是挥刀自宫，翁同龢就慎之又慎地删削和挖改过其戊戌年（1898）前后的日记；另一方面，当事人担心挨骂，于是采取极不光彩的手段故意造成某部日记的残缺。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晚清时期四部重要日记之一，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事件多，皇皇巨制，洋洋可观。近代著名诗人樊增祥与李慈铭相识。但李慈铭憎恶张之洞，樊增祥在湖北任职时则唯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马首是瞻，唱和之作甚夥，吹捧之词肉麻。李慈铭对此颇示不满，在日记中屡有嘲讪。李慈铭去世后，樊增祥从李氏后人手中借阅《越缦堂日记》原件，发现李慈铭笔下对他和张之洞多有诋斥，诛伐甚猛，于是他抽毁了其中的八册日记，使之永付阙如。

    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日记风波”：林徽因曾将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房子借给陈源和凌叔华夫妇居住，恰巧那时，徐志摩将一个文件箱交托凌叔华保管。凌叔华受好奇心驱使，未经许可就开了箱，偷看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并且将它挑拣出来，另藏别处。徐志摩在山东不幸遭遇空难后，林徽因去找凌叔华索要《康桥日记》，费去几番周折，林徽因总算拿回了那本“旧账”，却发现其中涉及到她的文字已被凌叔华裁去，不留片言只语。《康桥日记》的关键部分石沉海底，1920年秋冬之间徐志摩的心事便灭迹无痕。这既是林徽因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

    吴宓是中国近百年以来最出色的英国文学教授，不读《吴宓日记》就不可能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楚和命运轨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宓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尽管他多次承认“错误”，一度改变立场，仍然无法顺利过关。即使他摔至左腿骨折，双眼患白内障失明，生趣全无，依旧没有停辍日记的撰写，然而可悲的是，吴宓身处困境、绝境之中，对其命根子（全部日记）丧失了掌控权，其中数册日记被一位弟子骗走，从此杳无下落。

    （《羊城晚报》5.9 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