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改革先行22年

    1955年，33岁的戴洁天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到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农庄开展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搞得火热，这股风潮自然也席卷了地处山区的永嘉县。

    在集体农庄调研了一段时间后，戴洁天发现，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为此，他买来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在《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第二年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他要在这里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试验。走遍了社里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全部家底后，戴洁天和燎原社的干部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上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形成了。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如果放在30年后，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1958年，戴洁天被划为右派，同年11月10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这一走就是22年。

    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戴洁天的做法极其相似。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随后的5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行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2年。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他被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新的时代给了他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他认识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播下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一次，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做了“弄潮儿”。

    30多年前，陈坚在银行上班。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也想到那个热闹的商海中遨游一番。没想到，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一向开明的父母。

    父亲戴洁天尤其反对陈坚的想法，刚刚从禁锢生活中走出来的他更希望儿子过得平凡安稳一些。但他没有意识到：儿子身上同样流淌着开拓者的血液。倔强的陈坚搞起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在像陈坚一样的无数个温州人的努力下，各种各样的市场在温州出现了。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反对儿子经商的戴洁天，同时却在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兴奋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戴洁天一起到基层，他们写的调研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温州人也走进了历史。“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认着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

    1992年，陈坚和妻子来到葡萄牙。他们在异国的创业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到2000年，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他在里斯本开办的第一个中国城商城，成为当时中葡两国民间贸易最为重要的市场。

    如今的戴洁天很少谈起儿子的生意，只言片语中，透露着一个父亲的忧虑。而在万里之遥的地球的那一端，儿子正沿着父亲曾经梦想开辟的市场之路续写传奇。

    （《中国青年报》2008.12.15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