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广梅现象

    本溪出了个关广梅！

    1985年4月，当“关广梅租赁经营”这件新鲜事儿，成了当地报纸头条消息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租赁改革居然会如此剧烈地搅动了平静但并不丰富的山城市场。

    较高密度的个人租赁门店，惊人的利润增长和一定程度上左右本溪副食品供应的市场，形成了本溪市独特的“关广梅现象”。

    “关广梅现象”带来了什么？

    一

    说话嗓门很亮的蒋秀娥是关广梅租赁商店中从前“脾气最不好”的营业员。租赁以前，她几乎每天上班时，必不可少地要发生两件事：一是和同伴们聊天，二是挑顾客的毛病。“我过去是个不合格的售货员，”她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租赁以后，关经理告诉我，再犯过去的毛病，重罚。我压根儿不吃她那一套，过去哪个经理不是这么说，到头来罚过谁了？可有一天，店里一个营业员和顾客吵了一架。第二天，关经理先罚了自己20元，又罚了营业部主任、营业组长各10元，再罚吵架的那位50元，最后，连一旁看到吵架没出声的一个营业员也罚了——因为她没有制止本来该制止的事儿。就是从那一天以后，我见了顾客，处处小心在意，时间长了，倒觉着顾客也变得通情达理了，您说怪不怪？现在，我每月的奖金都是全商店220来号人中最高的……”

    蒋秀娥的变化，只是租赁企业中职工精神面貌和劳动态度的一个缩影。

    二

    1948年参加解放军的宋士柱，是关广梅租赁商店从前的门市部主任。他没有想到关广梅租赁后，会请他去烧茶炉，而他自己居然也认为这种安排没什么不合适——此事一度成为震荡本溪商界的新闻。

    本溪市委政研室处长李明，是最早研究“关广梅现象”的人。理论上探索了一年以后，他居然“弃官经商”，辞去处长职务，去做关广梅的助手——此事引起的轰动是去年辽宁省的十大新闻之一。

    平庸的领导者开始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批敢冒风险的人急剧地向改革的实践流动。这是“关广梅现象”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有人统计过，在她租赁的8个企业中，商店经理一级的干部从33人减到18人，科室脱产工作人员从76人减到40人。

    本溪理论界对上述事实的评价耐人寻味：这种变化，是租赁机制对干部选拔方法的一个刷新，把过去行政部门的“静态任命式”改变为企业内外的“动态竞争式”，使经营能人得以脱颖而出。

    三

    租赁，在把生产力向前推进的同时，也给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关广梅租赁后，给职工办了12件事：45岁以上的职工过生日，送寿桃；晚婚青年结婚，送礼品；女职工生育送5公斤鸡蛋；职工搬家，商店给“搬迁费”；商店配一台洗衣机，为职工洗工作服；职工父母病故，领导吊唁送花圈；逐步建立阅览室、游艺室、托儿所、浴室……

    四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关广梅现象”拍手叫好：

    一位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系统工作26年的党员干部情绪激动地抨击道：关广梅租赁后，就把党支部书记换了，这事儿发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1986年，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一口气提出了对关广梅租赁经验的12条“学不了”，其中上至关广梅不要党的领导，下至关广梅会跳交谊舞，洋洋洒洒。

    另一位自称对理论“很有兴趣”的同志，则表现出更大的疑虑：关广梅一人可以租8个店，由此才形成企业群体，如果国家的企业任凭这样“租”下去，那么本溪钢铁公司可不可以租？

    去年12月底，在“本溪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人一口气向关广梅提出十几条问题。其中，“不要党的监督”“不要职工民主管理”“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带有相当浓烈的政治气味。

    4个月后的另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上，为数不少的代表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关广梅的租赁，是坐收渔利，带有剥削性质”；“她一人租赁8个店，在本溪市形成了一个商业垄断集团，把市场的商品和物价都垄断住了”；“她干的是社会主义吗？”……

    新与旧、进与退、未来与以往、变化与僵化，环绕着“关广梅现象”，发生着冲突、碰撞，有时甚至是对峙。

    “关广梅现象”引出了更多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向改革的人们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深化改革进程中所不能回避的。

    （原载《经济日报》1987.6.13 庞廷福 杨洁 谢镇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