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三封回信

    1986年6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我作为《红旗》杂志的编辑参会。会议间隙我拜访了钱老，向他约稿。钱老欣然同意，嘱我于当晚到他家中去取其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因当时我正有急事，便请托本部门的编辑苗苏菲同志当晚赴阜成路8号院一栋普通住宅楼——钱老家中（钱老自1960年起一直在此居住）——取回稿件。我连夜将此稿整理、修改成文章初稿。校样排出后，在送领导审阅的同时，请钱老审定。从此，我通过钱老的助手、秘书涂元季先生，同钱老建立了电话和书信联系。

    我一直珍藏着钱老写给我的多封亲笔信。这里，介绍其中的三封信。

    1989年初，《求是》杂志文教部筹办“‘开拓杯’企业文化研究征文”活动，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们拟特邀几位德高望重的科技界、文化界前辈担任顾问，首先想到的就是钱老。我以文教部的名义给钱老写了一封邀请信。仅过了4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复信：

    4月6日信收悉。

    我是从来不担当什么征文活动的顾问的，所以您的“‘开拓杯’企业文化研究征文”的顾问我也不能干，敬恳谅解！

    本部的编辑同仁传看这封短信后，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对钱老的坦率真诚、淡泊名利无不表示钦佩。

    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夕，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批有分量的重点文章。我们文教部委托我给钱老写约稿信，请他撰写一篇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基本经验的文章。三天后即收到钱老的复信：

    8月8日信敬悉。非常感谢！

    我是不会写应景文章的。至于这一时期心里想说的话，近来也都说了，而且在报刊上也发表了。所以现在暂时没有可写的了，纪念文章免了吧？请谅。

    以后如有值得《求是》考虑的稿子，一定奉上。

    1990年2月，我们在研究季度选题计划时，把提倡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点选题，拟请钱老撰写。我又给钱老写了约稿信。几天后，看到钱老的复信：

    2月6日信及《求是》编辑部的《工作简讯》6期都收到，十分感谢！

    但要我写的宣传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我不想写；因我要说的、我能说的，已写过两篇，都刊于《哲学研究》（见该刊1987年2期及1989年10期），没有新东西了。请谅！

    实事求是，尊重对方。虽然未能约到钱老的文章，但我们看到他的亲笔复信，也很受感动。

    （《北京青年报》4.27 杨如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