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人

    我国文化中，孔子赞美曾点游戏春风，庄子倡说游心太虚都具有游的精神。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则是反对这种精神的。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人之本质，视工作为人之责任与职能，此种游戏的人生观遂久矣不复传述。偶然游戏，则认为是一种放纵，并不足取。除非是旨在辅助工作，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游戏本身并无价值，人生也不是为了游戏而存在的。活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大抵也不再会自发地游戏了。没有了玩兴，也不懂得玩，以致要别人教我们如何玩或组织安排了再去玩。这就是游戏人生观的失落。

    荷兰文化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一书，便是针对此一现象之批评。

    他认为：十八世纪把人界定为理性的人，其后又把人界定为制造的人。但他觉得游戏的人更值得重视并提倡。文化文明是在游戏中且做为游戏而兴起与展开的。

    他说，游戏先于文化。小猫小狗都会玩游戏，而且玩法与人相似。它们跟儿童玩游戏一样，都不是谁教它或逼迫它玩。它们自动自发地玩，也喜欢玩。因此它具有自由的性质、自主的精神，被迫游戏就不是游戏了。

    同时，游戏也与理性无关。儿童理性思考本不发达，打打闹闹。或如猫追弄着毛线球、绕着抓自己的尾巴，也都谈不上是理性的。游戏要玩得好，本来也就不能依凭着理性计算、逻辑思考，不必承担价值、责任、功能等。

    因此，游戏也是非功利的。小孩玩积木、堆泥土，不曾真想盖成一栋房子；他只是暂时走出真实生活，进入一个别具一格的活动领域，“假装”一下。这种假装，不是真要做成什么。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们没有真要结婚的欲望和目的，因此它不具功利性，玩本身就是目的。反而是这种游戏，打断了日常生活及欲望之进程，而又丰富了、滋养了生活，让游戏过的人精神欢愉、心情舒畅。

    游戏又因此具有隔离性。这些游戏都自有其场所，竞技场、牌桌、庙宇、舞台、屏幕、法庭、球场等，特定的场所与特定之时间（一出戏的时间、一场球的时间、一趟舞蹈的时间，都不一样），即构成了它的有限性。

    正因为它具有有限性，故亦有它自身的过程和意味，在特定时空中“演出”。这一点，使它有其有限性，但同时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产物，一种可保留下来的财富。它可传达，也可成为传统，任何时候都可重复。无论是儿童游戏或象棋比赛，所有游戏都是一个有其内在结构之整体，且有重复与轮流之因素。

    而无论何种游戏，均有其自身之逻辑、运作方式，那就是它的规则、它的秩序。没有规则，形成不了游戏。亦因如此，凡能认同其规则、乐于参与该游戏者，便会构成一共同体。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无数游戏社团，桌球、帆船、弹跳、舞蹈、游水、桥牌等之协会、联谊社等，层出不穷，可见它是组成人类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手段。

    赫伊津哈告诉我们，游戏是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类社会也靠游戏来组成。同时，人类的文化、创造，实质上即是游戏或与游戏密不可分，例如语言。在每一个抽象表达、符号征示之背后，都存在着极多鲜活的隐喻；而每一个隐喻，正是词的游戏。

    据赫伊津哈的观察，西方文化的游戏成分，自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某些活动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体育、竞技、艺术、科学、政治，无不如此。他提倡游戏观，以“游戏的人”代替“制造的人”“理性的人”，即是为了改造近代西欧文明。他认为：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因为文明先天地蕴有自身的局限，游戏则先于且超乎文化，故文明若要妥善发展，即须重新阐发游戏的精神。

    （《生活的儒学》 龚鹏程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