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在很多不同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子女们讲过，也对第三代的我讲过。

    两个身份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的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夏衍：《纪念潘汉年》）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多事之秋

    1934年除夕,上海山海关路田汉家准备了一顿特殊的年夜饭，赴宴的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有乐观情绪，但是孙师毅在那个晚上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夏衍后来说。

    不幸而言中，元宵节过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地下党情结

    夏衍终身都有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不灭记忆，但是，地下党不能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用括弧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的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北京青年报》4.28 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