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图书馆去

　　■刘潇雨

　　“五四”以后，受到新思潮的感召，为继续求学，或者寻求个人实现的机会，大量如沈从文这般的知识青年从各方涌入北京，一个引人瞩目的现代读者群体正在生成。

　　京师图书馆所在之广化寺，地处北京西北隅，位置偏僻，不便读者前往，遂于1913年6月设立京师图书馆分馆，供学者阅览。同年，教育部又设立通俗图书馆。

　　由于通俗图书馆面向公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领取阅览券入内，所以读者很多，根据甘博1919年的调查，“读者平均每日100人，大约有60人是学生”。甘博称其是“北京首家以书架展列现代图书的图书馆”，“有图书约1万册，其中2700册以上是小说。尽管馆舍是古老的中式建筑，但有电灯照明，冬季有西式的火炉取暖。”

　　蹇先艾初到北京时，也是通过通俗图书馆，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蹇先艾早年在贵州遵义老家受的是旧式私塾教育，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来到北京，因父母相继去世，生活变得孤独与寂寞，“思想经常容易跑到悲观的路上去”。不过，这种苦难越发使他“接近了文学”。

　　据他回忆，“每逢星期日，便到宣武门大街通俗图书馆去阅览”，开始接触几种崭新的刊物，“那就是《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创造》和《晨报副刊》……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剧烈的变动。我恍然大悟了，我是一个现代的青年，不应该一味在故纸堆里打转，应当努力地去接近现代的文化和生活。”可见，在图书馆的阅读经历，为蹇先艾踏上新文学创作者的道路铺设了基石。

　　图书馆不仅是文化启蒙的圣地，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某种程度上还充当着遮风挡雨的港湾，其作为“庇护所”的意义，不只是物质上的，也体现出精神层面的作用，使他们得以暂时逃逸都市消费主义的压制，以及困顿的现实生活带来的挫败感。沈从文在自叙传式的小说《公寓中》就强调，对自己来说，“图书馆”是一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鲁迅小说《伤逝》里，也出现了通俗图书馆这一地点。在涓生与子君两位青年男女由热恋转为疏离的爱情悲剧中，寒冷的暗夜，涓生每每欲逃离家庭生活的时候，便在他熟稔的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

　　这里的“取暖”在某种程度上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图书馆之于它的读者，是一个自我区隔的场所，有着抵抗现实、抚慰失意的治愈功用。

　　1930年代来到北京求学的田涛，也有回忆称，“北京图书馆对于贫寒的知识分子，是个自学条件很好的大学。我几乎每天都从沙滩步行到北京图书馆去读书、看报。尤其是到严寒的冬天，北风如刀搅，北京图书馆里有暖气，阅览大厅里，温暖幽静，我往往不到闭馆的铃声响，彻夜都不想离开。”（《记北平公寓生活》）

　　参加了文学小团体“浪花社”的成员碧野也称：“我当时住在不花房租钱的潮州会馆里，经常买两个小烧饼带到北平图书馆，一看书就是一整天。”

　　对于游离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图书馆去，正是他们以一己之力所能够实现的、完成自我修炼的选择之一。从1920年代的沈从文、蹇先艾，到1930年代的田涛、碧野等，便可见这种普遍的模式在现代的新青年“代际”之间的延续。

　　（《文汇报》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