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毒”出境的中国女孩

    今年5月底，赵涵涉嫌走私贩运毒品案将在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一审开庭，律师打算为她进行无罪辩护。

 

    赵涵出生在四川。3年前的夏天，受朋友之托，她携带一箱服装样品从国内前往马来西亚。刚在吉隆坡落地，马方海关便在她托运的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毒品。赵涵称，她对箱内藏毒一事并不知情。

 

    事发后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不容易。法庭宣判其无罪前，赵涵只能在当地的女子监狱中等待。

 

    据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统计，2013年至2015年，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携带毒品入境该国被捕。她们的经历与赵涵非常相似。

 

    设计好的路线

 

    2015年8月15日晚，24岁的赵涵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广州。在广州，她到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取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然后乘大巴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吉隆坡。

 

    赵涵此行的目的，是帮朋友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自己顺便旅游。托她带货的朋友承诺，不仅负担她的机票、食宿费用，还会付她一笔三四千元的报酬。路线也是朋友为她设计的。

 

    经过近30小时奔波辗转，赵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但还没走出机场，她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

 

    原来，赵涵从广州取来的行李箱中有个夹层。海关发现，夹层中藏匿了3.3公斤冰毒。

 

    2013年，周彦的妻子曾在相同情况下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并因此结识了多名有类似遭遇的人。周彦发现，女孩们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广州就有直飞吉隆坡的航班，但是让她们带货的人都要求她们先坐车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周彦认为，特定路线或许是为了更加方便、容易通关。

 

    一名在广州海关从事多年缉毒工作的人士认为，周彦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从机场出境和从陆路出境的人数量级相差较大，两处安排的执法人员比例也不同。“每天从广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经常是排长龙的，而从广州去马来西亚的人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对于贩运毒品的人来说，前一条路线被查到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至于香港，属于自由贸易港。“（海关）对危害香港的违禁品查得很严，但对过境物品的执法力量相对有限。”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而且通关时，毒品缉查人员主要对重点人群、重点航线进行检查，结合衣着、神态选取重点查验对象。“无案底的中国女孩关注度较低，通关时成功率就高一些。”

 

    在马来西亚，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根据该国1952年颁布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走私贩运毒品超过一定数量，就可能被判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刑数量下限为15克。

 

    机票食宿酬劳的诱惑

 

    托赵涵带服装样品的是外国人Clitin。赵涵的朋友尚晓娴告诉记者，赵涵与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绍下相识的。

 

    2012年至2013年，尚晓娴帮Clitin往马来西亚带过3次样品，和赵涵的待遇一样，线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但从未发生意外。尚晓娴说，“我自己也去过几次，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放心介绍给朋友。”

 

    尚晓娴与Clitin相识于2010年。26岁的Clitin在MSN上主动添加23岁的尚为好友。Clitin自称来自尼日利亚，在亚洲做服装生意。“主要是把衣服、鞋子、包包之类的东西从广州卖到马来西亚。”尚晓娴说。

 

    相识后的两年，两人几乎每天上网聊天，Clitin对尚晓娴关怀备至，多次表示喜欢她，还几次提出请她帮忙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

 

    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没有帮他带货。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

 

    和尚晓娴、赵涵一样，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网友”关系，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

 

    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家属，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嘴很甜”。其中，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其QQ昵称为“love”，MSN昵称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帮“love”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出事时20岁。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月薪2000元。

 

    在网上，“love”不断请求程蓉帮忙，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食宿费用，还会支付额外报酬。程蓉被他说动了心，从南昌飞到广州。

 

    和程蓉一样，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借着带货的机会，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有的想为创业铺路，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

 

    事发时，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涉世未深。对于陌生人的嘱托，她们并非毫无戒心。在广州取箱子时，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夹层、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等到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

 

    难以提供的有利证据

 

    2015年8月17日凌晨，还没走出吉隆坡机场，赵涵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上了朋友的当’。”赵涵的父亲向记者转述。

 

    赵涵英语不错，她告诉海关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东西也是朋友的。她愿意与海关配合，按计划到酒店与取货人接头。

 

    取得警方同意后，赵涵一边与尚晓娴对质，一边对Clitin谎称已到酒店。然而，尚晓娴转而质问Clitin并要求其为赵涵提供帮助时，很可能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赵涵的父亲告诉记者，取货人并未出现。

 

    “还是社会经验太少。”赵父感叹，如果女儿没与尚晓娴联系，或许可以抓到取货人。

 

    赵涵被拘留了，至今关押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女子监狱里等待开庭。

 

    “如果能协助警方找到罪犯，对女孩免除刑事责任最有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证明自己不知情是无罪辩护成功的重要途径。”曾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师胡本俊告诉记者，因为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2015年9月，赵涵的家人前往马来西亚。律师告诉他们，如果中间人尚晓娴能证明赵涵对此并不知情，无罪的希望就会很大。

 

    为此，尚晓娴写下宣誓书，签字并按下手印。她简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特别写明“查出毒品一事，我和赵涵完全不知情”。她还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录口供，为赵涵作证。

 

    北京律师在行动

 

    监狱里条件不好。郑嘉嘉在妹妹第一次去探望时，哭着乞求家人尽快救自己出去。“之前她吃的菜就是发臭的鱼，或者咸鱼，经常吃不饱。”郑嘉嘉的妹妹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家属每月可以交纳650马币（约合人民币1050元）为她们改善伙食。她只给姐姐买过几个月。“平常的电话费加生活费，基本要千百块马币一个月，实在很吃力。”

 

    平日里，女孩们每周可以和家里通一次电话，家人付费，一分钟3.5马币（约合人民币5.66元）。因为家里的条件都不太好，每次只聊几分钟。

 

    如果国内有朋友去马来西亚，家属经常会托他们带去生活用品，再带回监狱内的消息。一名女孩的父母从她的同学处得知，孩子刚入狱时曾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什么都不记得了。”

 

    据家属们介绍，最近，女孩们在监狱里学习佛学，每周一次课程。

 

    佛学老师建起一个“家属联络小组”微信群。每次到监狱讲课后，她就会在群里转述女孩们的近况。4月18日，佛学老师告诉大家某监狱中关押的4名女孩“都有来上课，看起来还不错”。“程蓉每天高歌娱乐大家，每个人心态都很正面。”

 

    据记者了解，事发后，多名女孩的家属曾在国内报案。

 

    2015年8月，赵涵的父亲在上海某派出所报警，称女儿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骗去贩毒。但警方认为证据不足，未予立案。

 

    2014年，一名女孩家属曾前往广州市越秀区缉毒大队报警，并提供了黑人货主的照片、电话、QQ号等信息。此后他去询问进展时，警方均称不方便透露，并说有了结果会通知他。如今三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果。

 

    今年4月25日，记者拨打广州警方报警电话，针对家属曾经报案但未接到后续反馈的情况进行了询问。对方回复称，已将问题记录下来，将反馈给相关单位；接到相关单位信息后，会予以答复。

 

    一名四川女孩的家属在当地报警后，警方与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制定了援助方案，并收集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等多项证据，还前往广州帮忙调取市政监控视频。

 

    2018年3月底，女孩们的遭遇受到媒体关注。北京律师张雨联系了20多名多年从事毒品案件的国内律师，希望为女孩们提供法律援助。

 

    “以国内的经验判断，她们可能是被骗了。”张雨说，他们正在和家属接触，搜集证据，争取推动这一系列事件在国内立案。

 

    “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一名被捕女孩的母亲说。

 

    （文中当事女性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新京报》4.26 高敏 南泽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