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相当一段时间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中,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这一理论认为,过去数百年是西方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东方或中国的世纪。
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日渐崛起,特别是当世界进入以脱欧和川普主义为标志的逆全球化,而中国则以“一带一路”作为再全球化的新引擎之时,一度沉寂的河东河西论便再次并以更激烈的形式出现在思想文化界和舆论界,被多数人作为文化自信的标志性言论。但河东河西论所表现的民族文化自信,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信,甚至严格地说,根本就不是文化自信。一个真正的文化自信,既不偏爱本民族文化,也不排除异质文化,而是立足于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需要,具有本来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气度和能力。
季羡林多次援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作为其立论的外援,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是世界主义,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世界主义。以汤因比的世界主义观之,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实则是文化民族主义。汤因比通过其历史研究证明,民族主义在文化观念上是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权衡和比较季羡林文化民族主义和汤因比世界主义两种理论的圆缺得失,结合中国之进入全球化和在其中所扮演的愈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对话主义将是超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人文杂志》2018年3期 金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