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美国国父

    ■钱满素

    传统上，人们倾向于将新政权的元首称为该国的国父，但温思罗普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如果非得说他是哪个新政权的元首，那么他最多可以称为波士顿之父、马萨诸塞之父，何以能称为美国之父呢？既为国父，他又为什么被遗忘了呢？

    私德无瑕

    要考较一个人的德行，亲朋好友、溜须拍马之徒说的不算，要看其宿敌的评价才能看到其真性情。

    在反律法主义事件中，哈钦森一派的领袖之一理查德·达默，事后被判不许携带武器，其中一个理由是怕他会行刺总督，可见他对温思罗普恨到咬牙。但最后他却公开表示对温思罗普的崇敬，在去世前甚至留给温思罗普100英镑，以示敬意。因为神学观点和政治看法与马萨诸塞正统相抵悟而被驱逐的罗杰·威廉斯一生性格多变，几乎与所有的老友反目，却与温思罗普保持通信，直至离世。托马斯·达德利可谓温思罗普的宿敌，两个人斗了大半辈子，行政、经商常常针锋相对，好几次弄到要老拳相向，最后却做了儿女亲家，在政事上也放弃了与温思罗普为敌。

    温思罗普家有一个传统，在用餐时间，他常常会让家人到穷人家去办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目的是看看他们是否有饭吃，如果他发现谁家穷得揭不开锅，就会想办法送些必需品过去，因此而直接受惠于温思罗普的人家有很多。也许有人会认为他只是在“拉选票”，这就有点历史的误解了。因为在温思罗普的时代，做总督和其他政府官员并不是什么好差使。相反，因为在新大陆机会很多，许多人发了财，而如果被选作官员，大部分的时间就被公事占据了，又没有灰色收入可以拿，所以发生了好几起被选中的人拒不上任的事情。

    志存高远

    自古以来，政治哲学家与政府首脑从来做不到心心相印，原因很简单，哲学家代表的是智慧和良知，而统治者在意的是权威和利益。温思罗普却开创了一系列的美国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哲人不为王。

    1630年代的清教领袖们认为除了上帝的权威，其他一切权力都应受到限制。17世纪40年代，英国国内的清教革命轰轰烈烈，结果克伦威尔大权在握，哲人为王，立刻失去了改革的锐气。而移民美洲的清教徒则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化，这首先要归功于温思罗普这一批清教领袖坚守其哲人身份，拒不为王。温思罗普将自由民资格扩大到几乎全部成年男性，推行民选官员制度。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人有权凌驾于他人之上，只有双方自愿同意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有限的权力。清教徒在世俗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广泛运用契约精神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加上清教徒从英国传统带来的对普通法的尊重，为美国法制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温思罗普本人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新政府的行政方式，几乎所有马萨诸塞的政治实践都是实验性的，都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温思罗普的领导之下，马萨诸塞度过了近20年的时光，从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美洲传统：他们不再以历史经验来判断美洲的成就，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用理想中的未来社会作为标准来批评美洲现实。这成了后来美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被遗忘是他的幸运

    科顿·马瑟在《基督在北美的辉煌》一书评价温思罗普说：“他是带领清教徒出走腐败英国的英雄,是新迎南的创建人,是新民族的先祖,是代表未来的国度的国父。”那么，温思罗普的光辉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褪色的呢？

    首先是独立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美国国父，他们的光辉掩盖了温思罗普的光彩。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亚当斯，所有这些姓名，都会在美国人中产生强烈而辉煌的联想。他们是和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式民主、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家和新民族的确立使美国人爆发了极大的自豪感，因此，此后的读者，每当看到“美国国父”的字样，所产生的联想都是独立革命时期这一代建国之父们。

    令温思罗普的高大形象蒙尘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美国的文学。19世纪中期，在美国发生的超验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美国作家，他们几乎都来自新英格兰，对清教传统更多地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中尤以霍桑的《红字》最为著名，温思罗普作为总督的角色出现在小说《红字》中。这一性格阴沉、严厉的总督形象是霍桑对清教领袖的一种文学思考和创造，但是，从此以后的美国读者，难免对清教徒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联想，对温思罗普本人也很难再产生亲切感。

    老实说，温思罗普被遗忘还算是他的幸运，如其不然，在普通美国人的印象中，他一直都会是霍桑笔下那个为人刻薄、满脸阴沉的总督大人。

    （《绅士谋国》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