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农历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三点,当我在福建省立医院拿到增强核磁共振的片子,看到报告单上写着“肝右叶后段占位性改变,可能是原发性肝癌”时,我是平静的,没有恐惧,没有慌乱。
我不打算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的家人。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女儿问我,你刚才去哪里了,我说去省立医院呀!又问去干什么,我说去拿片子呀!又问片子呢,我说没有拿到。你要知道,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女儿不吭气了,妻子却嚷了起来:“不对,他进门时有一卷东西拿进来的。”话音未落,就闯进我的书房翻了起来,于是翻出那张报告单。
沉默,无语,气氛有点肃穆,而且阴郁。我对妻子和女儿说:“要过年了,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对别人说。”我更不想让亲朋好友在新春时节牵肠挂肚。
过了大年三十,我就七十岁了。外甥和外甥女说他们一起办酒席为我祝寿,我说这顿饭必须由我自己请,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侄儿一家三口年初一下午五点多从绍兴上车,晚上十一点多到我家。初二晚上去聚春园,四个小家庭合在一起,总共十三人,花了三千八百元,这是我这辈子请客最阔气的一次了。
整个春节长假,我没有让自己闲着。从大年三十起,我就开始审读一部年前接受的书稿。大年三十那天,东北一家杂志的老编审发邮件约我写一篇文章,我答复说,“看看吧,不知这段时间是否做得了事”,因为不知隐情,他又发邮件过来说:“时间宽裕啊,2月15日左右完稿即可。”书稿审阅基本就绪,我才回复他说,或许可以见缝插针。这篇约稿就在我住院前一天完成。余下的时间,我读完了《资治通鉴·晋纪》的最后一篇。
我并不想显摆自己是“春蚕到死丝不断”的春蚕。我只觉得,这样做能使自己活得充实,而且不会总是想着“肝癌”二字。
人生犹如豆荚,长短不由自己,但求节节饱满,这是我在“鬼门关”前的感悟。
我从二十八岁那年开始得乙肝,前后反复长达五年,几乎改变人生轨迹。五十岁那年过生日就说已经“保本”,以后就过一年“赚”一年了,迄今已经“赚”了二十年。有着这段历史垫底,对于这次突然降临的不幸,自以为心态不错。
我的体力恢复算是快的,超过我自己以及我的许多亲友的预期。第一次复查后,我就恢复每天早晨去温泉公园散步了,白天还能半躺着看书。
第二次复查后,我就能骑着自行车去我退休前供职的出版社了,每天也有五六个小时能坐在电脑前读《资治通鉴》的电子文档并写阅读笔记。我从去年开始做这事,我想读完这部书,且一直在写《资治通鉴》的阅读笔记。
第三次复查后,知道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出版社的总编打电话与我商量,能否帮他们终审吴怀祺教授主编的一套统称《中国史学思想史会通》的专著,我欣然接受了,而且接连四五十天全力以赴。
是的,即使是数年余生也绝不虚度;即使是“引体向上”的最后几下也要尽心尽力。
(《文汇报》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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