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水上勉

    1965年春天，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时，曾到水上勉家做客。

    那时，水上勉还没来过中国，不知老舍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当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打电话说老舍先生想到他家拜访，问他方不方便时，他正好有些问题想向老舍请教，便随口答应了。当人家告诉他，老舍是大作家，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日本文坛泰斗志贺直哉 (1883-1971日本著名作家，被誉为小说之神)时，他大吃一惊。他出身寒门，成名后虽见过一些世面，但在家里接待大人物，还是诚惶诚恐。他甚至有点后悔，应该问问清楚，不该贸然答应。

    第三天，老舍来了。水上勉说：“我乍一看到老舍先生，吃了一惊。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质朴，像是个农村出身的人。我觉得先生的相貌有点儿像我那位在若狭去世的叔叔，不由得松了口气，紧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老舍在客厅的沙发上刚刚落座，水上勉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蟋蟀的事。大约一年前，他应大分县教育委员会之约去讲演，吃饭时，大分县知事木下修拿出一个奇怪的容器，说是从北京旧货商店淘换来的，叫蟋蟀罐。在中国，用它来装蟋蟀，让它们打斗取乐。水上勉小时候斗过蜘蛛，但日本没有斗蟋蟀的游戏，那个形状奇特的蟋蟀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比如怎么养，是成对养，还是单个养？喂它什么？它们怎么斗？当他看到知事的秘书小心翼翼地把蟋蟀罐收起来时，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有一个多好，但我养蟋蟀不是让它们厮杀搏斗，而是想养一对，看看它们两口子如何生活。

    老舍告诉他，过去北京人如何捉蟋蟀、养蟋蟀、斗蟋蟀，而且说，“您到北京来，我领您到旧货店去淘蟋蟀罐。”他问老舍：“先生，蟋蟀也有夫妻吗？”“也许有吧。但我不知道，详细情况，您必须去问蟋蟀，否则搞不清楚。”老舍笑着说。

    1967年，也就是在老舍离世的第二年，水上勉写了一篇怀念老舍的文章《蟋蟀罐》。

    1975年，水上勉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他下榻的宾馆附近，就有文物商店，但他没有勇气去找蟋蟀罐，也不想对别人说与老舍的约定。

    1978年，他第二次到中国访问。一天晚上，老舍夫人胡絜青和女儿舒济一起来看他。他虽然有很多话想对她们说，但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没讲与老舍相约去买蟋蟀罐的事。他说：“我觉得，最适合表达我心境的就是沉默，而沉默又是与亡灵交谈的最好方法。我想，我也终究将去九泉吧，那时我才能见到先生。九泉之下，和老舍先生彻夜畅谈蟋蟀罐，就不会觉得寂寞了。此刻，只好这样聊以自慰。”

    1979年6月，水上勉第三次访华。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丰富胡同老舍家，亲手把《蟋蟀罐》的中译本送给胡絜青。6月底的北京，正是初夏。老舍家幽雅的小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繁茂的枝叶下，一片阴凉。胡絜青说：这两棵柿子树，是我们刚到这里不久栽的。老舍说栽一棵怕不活，就栽了两棵，结果两棵都活了。水上勉一边听夫人介绍，一边想象老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情景。

    水上勉在老舍家的小院整整盘桓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由老舍夫人和女儿陪同，去八宝山为老舍献花，祭拜致哀。在八宝山分别时，老舍夫人说：等柿子熟了的时候，请您再来，尝尝北京的柿子。

    当年11月，胡絜青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给水上勉带了一篮柿子。白土怕柿子坏了，一到东京，就赶紧托人把柿子送到水上下榻的饭店。当时，水上勉正躲在饭店里赶稿子。他打开包装时，发现摆在上面的黄色厚纸袋里有两个拳头大小的蟋蟀罐。一个是木头镟的，香炉状。一个是桔黄色，表面光滑，葫芦状。两个都有严丝合缝的盖，盖上有气孔。他喜出望外，爱不释手。

    放蟀蟋罐的黄纸袋下面是塑料袋，里面是熟透的柿子，大概有二十来个，但大部分都挤烂了，只挑出七个好的。他说：“皮破了，瓤也流了出来，弄得手上粘糊糊的，但我还是仔细认真地挑选着。因为这是从遥远的中国，从丰富胡同千里迢迢送来的柿子呀!我拿起一个放在手掌上，翻过来瞧，掉过去看，馋涎欲滴。我扒开皮，浓郁的香味和汁液流了出来，顺着手指缝流到手掌上。我马上咬了一大口，真甜啊!但又甜而不腻，甜得适度，怎么说好呢，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甜，清爽的甜。北京柿子，有一种独特的芳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异国的柿子。”

    虽然水上勉与老舍，只见过一面，只谈了一个小时，但却成为心心相印的挚友。如今，他们都已驾鹤西去，在另一个世界里，想必也常常见面，说蟋蟀，讲禅宗，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吧？

    （《文汇报》4.5 陈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