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当年有个闺蜜,也是邻居,我们叫她何姨。何姨闺名笃勤,大户人家出身,四川农大毕业,在中学教生物,和母亲是同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教师的晚上都忙,开会、学习,管住校生。父亲周末才回。所以,我和妹妹多数夜晚都是被寄放隔壁由何家的外婆关照。到了周末,两家常常还在一起“打牙祭”,一般是外婆主厨,母亲和何姨打下手……
除了美食,周末最愉快的事,是何姨一家开音乐会。何姨的爱人李伯伯会吹笛,何姨有一架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凤凰琴,他们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唱《山楂树》也唱《敖包相会》,还有情深意长的《婚誓》。在那些歌声轻扬的夜晚,简陋的教工宿舍温暖而明亮,是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之一。
我见过不少夫妻争吵甚至打斗,却从没见过何姨和李伯伯起过高声。我见过很多家庭亲人之间冷漠沉闷似乎毫无共同语言,从没见过何姨他们缺少家庭生活的乐趣。有一次何姨去外地学习几天不在家,李伯伯百无聊赖地取出一本老照相簿,给我们几个孩子指点,看,这就是你何姨,她小时候就很好看吧?
李伯伯五十几岁因病去世,和同龄人相比甚显年轻的何姨一时成为方圆几里中老年单身男性私底下的倾慕对象。说亲者几年间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位高者或家底深厚的。然而最终,所有的想法和议论泯然平息。三个孩子一个老母,靠着一份工资,何姨独自撑起了一个家。这个家虽然没有了男主人,可并不因此黯淡无光,甚至几年后,窗口又传出了明亮的凤凰琴声。
我听到何姨跟我的母亲说:“我这辈子,所能体验的所有的好,和老李在一起我都体验过了,我知足了”。在感情方面说自己知足,何姨确实属于我所知的少数人之一。
(《新民晚报》3.24 余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