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只有用法来治吏，才能有好的“吏治”，才能长治久安，客观上造福天下苍生。因此，“治吏”就成为中国历代法治的“宗旨”。

    “治吏”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

    “治吏不治民”，理由在于吏的职责乃临民治民，直接治吏即等于间接治民。君主独居高位、大位，势不能直接治民，只有抓重点来治吏，达到纲举目张之效。韩非的“治吏”说，长处在实效，故在随后的帝制时期，多被历代君主实际上奉为圭臬；其短亦在只讲实效而流于极端功利，且将民众完全视为被治理对象，故注定它最多能收效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随着治理经验的累积，终于确立了以外儒内法为核心思想依据的治道。

    到明末清初，王夫之感于国破之痛，以绝世之资，精研历代治道，概括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一语，将帝制中国法制精义一语道破:

    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

    船山以为，这八个字只是“经”，在具体施行中还要讲“权”，拿捏好“治吏”与“养民”之间的分寸，即“治吏”服务于“养民”。

    （《北京日报》 4.2 李启成）